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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伏羲画卦开始，观察天之道以安排人之道，由此产生了最初的《易经》版本，到现在廿一世纪，我们已有绵延五千多年的历史与文化。文化是我们历代祖先留下的宝贵资产，其中包括无数的器物、各类的制度与丰富的理念。而历久弥新、塑造民族心灵的是理念。今日谈国学，显然侧重于对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不过，若想重振传统理念的生机与活力，首先要面对三大挑战，就是：一，如何跨越二千多年帝王专制对儒家思想的钳制与扭曲？二，如何化解宋朝以来儒家学者对佛教与道家的误解与批判？三，如何回应西方文化对理性思辨的要求？以下试作申论。
一，帝王专制对儒家思想的扭曲
儒家是人文主义，其学说以人为中心，要求个人修养德行，并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思想有助于教化百姓与安定国家，自然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欣赏与利用。由孔子所创始，并由孟子所开展的儒家，原本主张人应该由真诚而引发内在力量，要求自己主动行善，再把善界定在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上，形成“道德不离事功”的理想架构。这种学说应用在政治领域，将会期许君主以身作则，树立道德表率，然后百性风动草偃，社会自然改善。
但是到了荀子手上，转而迁就现实君主的权力，并且认为百姓顺着利己的本能将会制造动乱，因而要约之以礼、教之以法。于是，享受权力以君主为优先，谨守规矩则是百姓的责任。荀子教出李斯与韩非这两位法家人物，可谓其来有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帝王专制政体随之确立。这种政体是“阳儒阴法”的体现。自此以后，二千多年的帝王专制之下，儒家思想饱受各种扭曲。
譬如，“三纲五常”被当成儒家的学说，而其实它是从西汉董仲舒倡议，到东汉班固先完成的教条，便于专制帝王掌控政权及稳定社会之用。又如，元朝肇始的科举制度，以南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学习儒家的标准本子，自此以后六百多年，甚至直到今日，大多数国人从启蒙开始所学的都是朱熹版本的儒家，而不是孔孟的原始儒家。
正如好的思想可能被用在坏的地方，并产生偏差的结果；坏的思想也可能被用在好的的方，并产生正面的结果。儒家虽被扭曲与误用，但也维系了百姓的某些信念，就好像一个人背诵《论语》与《孟子》，总会得到一些启示与鼓励。
只是我们要问：今天早已没有帝王专制了，我们何不把握此一千载难逢的机会，直探孔孟思想精华，直接向他们请益？果真如此，我们将有可能一次完成类似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重新品味孔子“人能弘道”的抱负与孟子“浩然之气”的胸怀。
二，宋朝学者对佛教与道家的批判
宋朝儒学复振，学者为了确保其道统，也包括他们在政治与民间的影响力，乃大力批判佛教与道家。程颢说：“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危害尤甚。”
《宋元学案》的编纂者黄百家说：“佛氏以性为空，故以理为障，惟恐去之不尽，故其视天地万物、人世一切皆是空中起灭，具属幻妄，所以背弃人伦，废离生事。”
既然如此，民众为何还去信佛？欧阳修的解释是：“彼为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蚕食虫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归焉者，以佛有为善之说故也。”
这种解释太过简化，如果佛教靠着“为善之说”就可以使人相率而归，那么请问：儒家难道没有“为善之说”？如果也有，那么为何民众没有闻风景从？黄百家看了许多儒者的“性善”之说，但他不去反省这套说法何以没有吸引力，反而责怪佛教的轮回教义。他说：“而其尤可痛恶者，创轮回教义，谓父母为今生之偶值，使人爱亲之心从此衰歇，而又设为天堂地狱种种荒唐怪妄之谈，诪张凿凿，所以为异端也。”这些批评显然缺乏深入的研究与同情的理解，更完全无视于百姓对宗教信仰的需求。
然后，宋朝学者如何批评道家呢？简单说来，即是断章取义。譬如，《老子》第四十章出现“有生于无”一语，张载说：“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
事实上，老子此言的意思并非“由虚无生出万物”，而是“有形之物来自无形之物。”老子主张“道生万物”，试问：道是真正的虚无吗？当然不是。至于庄子，则受到的误解更多。庄子认为人的修养应该先做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排除身心的欲望与念虑，再由悟道展现人所特有的“精神”。但是，程颢对此怎么批评？他说：“盖人，活物也，又安得为槁木死灰？既活，则须有动作。须有思虑，必欲为槁木死灰，除是死也。”
谢良佐请教程颐有关庄子与佛教的对比，程颐说：“庄周安得比他佛？佛说直有高妙处。庄周气象大，故浅近，如人睡初觉时，乍见上下东西，指天说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饭，夸逞个甚底。”由这句评语可知程颐没有读完《庄子》，或者读了也没有什么心得。《宋元学案》记叶六桐曰：“明道〔程颢〕不废观释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示佛语。伊川〔程颐〕一切屏除，虽庄列亦不看。”由此可知，程颐是连《庄子》也不看的。不看《庄子》而妄意批评，所说的难免只是“家常茶饭”，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三，西方文化对理性思辨的要求
西方文化推崇理性，任何学说如果不能把道理讲得清晰明了，就无法获得人们的认同。这种理性原则并不违背孔子所谓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譬如，如果有人接受朱熹的观点，认为儒家主张“人性本善”，那么我们就需依序请教：一，“人性本善”的意思是什么？“人性”所指为何？“本”为何意？“善”为何意？二，这种说法若是儒家所主张的，那么“儒家”是指何人？若指孔子与孟子，就须再问：孔子与孟子的哪些言论可以证明这些观点？三，“人性本善”可以解释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的种种罪恶吗？我们如何以具体的经验来证明此说？更重要的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请不要使用太多难以定义或不着边际的话。国学是要帮助我们化解困惑，而不是制造更多迷雾的。
又如，谈到道家时，一方面不能误认“道”即是天地万物，因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另一方面也须明白“道”为何无法以言语表达。事实上，正因为这两个特点，西方许多哲学家（如海德格尔）会对道家推崇备至，认为其说抵达了人类思想的极限。
换言之，国学并无神秘之处。如果某些学派的观念让人觉得抽象难解，如孔子所谓的“知天命”与“畏天命”，孟子所谓的“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老子所谓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庄子所谓的“上与造物者游”等，我们与其质疑这些说法毫无根据或出于幻想，不如认真由其系统去了解，或者暂时予以保留，以待自己将来可以领悟。
国学有益于人生，并不在于让人见多识广，而在于使人明白古人智慧的多采多姿与全面涵盖，进而学习一套完整而卓越的价值观，可用以立身处世、安顿心灵，并且能够在短暂的一生中以有限的力量去完成个人的使命。我在本书一系列的文章中，所要表达的正是以儒家为主轴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直接诉诸先秦儒家的思想，并且符合我们现代人对理性解说的要求，同时保持开放心态，可以欣赏道家与佛教，以及所有出自真诚心意所建构而成的哲学与宗教。
这种人生观充满自信但不排除异己，志向高远但不忽略修行，与人为善但不随俗从众，自强不息还能厚德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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