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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亲历民国高考的乐黛云，阅卷老师沈从文的一封信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民国高考招生能给今天以怎样的启示，试卷改革、自主招生能解决今日的高考弊病吗？还是会带来更大的弊端？
民国时期清华大门前的岗亭和警察
杨绛在回忆钱锺书的文章中曾写到：“锺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十五分。”求学时期的钱锺书，“能把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连阿拉伯数字1、2、3都不认识”，经常被父亲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钱锺书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是在1929年，尽管数学只有15分，但国文特优，外语满分，以外语和国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
臧克家1930年参加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的入学考试。当时青岛大学的语文试卷命题人是闻一多，作文题他出了两道，一道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另一道是《杂感》，考生可任选其一。臧克家两道题目都做了，其中《杂感》只写了三句话：“人生永远追寻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这三句话让闻一多给出了98分的高分。那场考试臧克家数学只有0分，依然被青岛大学录取了。
这些民国才子被破格录取的传说常常被拿来与我们今天标准化、统一化的高考招生相比照。每年高考结束，高考试题，尤其是语文考试的作文题，往往引发激烈的讨论。这个时候拿出民国时期的高校招生试卷，也许可以成为使我们看清今日高考的一面镜子。新星出版社从尘封的旧档里搜集了民国时期逾五十所大学各学科入学试卷三百余套，集结成为《民国老试卷》一书。新书分享会上，亲历过民国高考的乐黛云先生，与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马勇，从这些民国老试卷，谈起了今昔高考。
乐黛云在《民国老试卷》新书分享会上
沈从文亲自写信，问乐黛云愿不愿意转到中文系
乐黛云1931年生于贵州贵阳，1948年考大学。她回忆道，那时高考没现在这么紧张。她在贵阳读中学，那时除了贵州大学以外，其他大学都没有在贵州设考区，必须走崎岖的山路到重庆参加考试。由于父亲是中学英文教师，乐黛云的外语很好，从小喜欢外国文学，所以“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西语系，另外还报了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等四所学校做备选。
每个学校的考题不一样，比如那时的中学有一门“公民课”，类似我们今天的政治课，讲怎么做一个公民，要遵守哪些法律、规则，有哪些公民的基本原则。乐黛云说，当时受政局的影响，公民课讲的都是国民党的道理，批判共产党，意识形态非常强。乐黛云报考的学校里只有中央政治大学考了公民课，其他学校都没有考。
北大的考题是最开放的，乐黛云记得最清楚的是北大英语专业的作文题，题目是《小雨》。乐黛云觉得那篇作文很能发挥自己的特点，是自己做的很得意的一篇文章。她的命运也因为这篇文章改变了。阅卷老师是沈从文，他看到这篇《小雨》，觉得这个学生才诗并茂，应该充分发挥写作方面的才能，不应该学外语，应该学中文。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乐黛云，问她愿不愿意转到中文系来。
燕京大学女校
“沈从文亲自写信，我受宠若惊，我说那太好了，我很愿意到中文系。其实我还是喜欢外语系，可是那时候因为虚荣心就觉得，沈从文都亲自来问你了，你还不去。我说我去，后来我就转到中文系了。可见当时的录取是非常自由的。”
那个时候的国文题是大学里的国文主讲老师出的，他觉得一个大学生应该有什么样的国文水平，就以什么样的标准出题。今天的高考是出题组命题，乐黛云觉得，这样的题目完全没有个性，没有时代性和科学性，尤其是要看教育部的要求，得按照领导意图来出题。她回忆她的学生们去出语文题，“到了快出题的时候，把十几、二十几个人关到豪华酒店里面，离北京很远，谁都找不着。他们回来以后，虽然享受了最好的房子、最好的饭菜，可是大家都很不高兴，因为他们觉得很憋屈”。而马勇觉得，集体出题的问题，不仅在于相互妥协，而且还在于这样就没有了负责人。
这种一般化的考题，既体现不出老师的个性，也体现不出学生的个性，在乐黛云看来，它追求的就是一个平均数。“这个平均数是考不出人来的，并不能够鉴别出真正拔尖的人，”她说，“所以我觉得所谓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人没有创造性，就是跟这个考试有关系，因为都是到了这个平均数，一个平均水平就差不多了，它追求的就是这个，有突出材料也表现不出来，很难让大家发挥创造性。”
国立山东大学民国三十七年入学试题
民国时期“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自主招生方式，在今天能够实行吗？
1977年恢复高考，这是一项临时决定，教育部长说时间来不及了，但是邓小平很坚决。当时国民经济困难，印刷考卷的纸都没有，邓小平决定停印《毛选五卷》，把那些纸用来印试卷。1977年还来不及统一考卷，到1978年才是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雷颐认为，邓小平恢复高考是特别得人心的一件事情，虽然人们现在对高考的弊病有很多看法，但是“考试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制度，它是跟很多社会体系联结在一起的，在整个政治体系没有变革的情况下，如果单单改变考试制度，实际上造成的问题会更大”。
如果完全地把考试制度改成自主招生和推荐制度，可能就会变成只有权势子弟上好大学。雷颐回忆自己当兵时的经历，西安工程学院给部队一个推荐名额，被推荐的就是一位高级军队干部的儿子，连队里都很愤怒。“大家最愤怒反感的是上大学资源很少，但是走后门的量极大，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而民国时期之所以学校和教师能有那么大的自主权，有那么多破格录取的佳话，与那时的师德和整个社会的透明度之高是分不开的。雷颐说他的邻居反复给他讲，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小女儿梅祖芬报考清华大学，成绩离合格线只差一点，但是依然未被录取。“你能够做到这种程度，才可以说老师有很大的权力，我觉得你有才华，可以不考其他的学科。当制度的透明度达不到这种程度，如果你给过多的权力，就会导致腐败，这对于青年一代是极不公平的。”
上海很早就实行高考自主命题，后来北京也开始自主命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省份开始推行这一方式。雷颐认为这不过是在掩盖考试录取的不公，按照全国统一考试，上海、北京的录取分数线明显比其他地区低，一旦变成自己出题，就不再具有可比性了。
现在高考改革中实行的校长推荐制度，似乎也隐含着某种阶级上的不公。1997、1998年时提出“素质教育”的概念，雷颐当时写文章坚决反对。他看到素质教育从提出到后来的落实，逐渐变成了“奥数多少级，钢琴多少级，甚至摄影、绘画”，这些能力都是富人才有机会培养的。
1918年，金陵女子大学的生物实验室内
什么叫素质？雷颐举了一个例子，他认识一个来自贵州山区的北师大研究生，他从中学就开始捡垃圾、打工，还要供弟弟念书，后来考上了北师大。“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素质，但这个素质在我们现在提的素质教育中，就反应不出来。”校长推荐也是一样，一位河北农村的考生曾对他说，“最后一推荐都是跳舞跳得好的，钢琴弹得好的，画画也得过什么奖的，我们从小在山区里就会死读书，推荐没有我们的份。”
所以雷颐说，“我们首先不是争取更好，我们是要防止更坏。政治体制没变，现在改革的话会越来越坏。我觉得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就得坚持严格的考试制度，但是严格的考试制度确实又限制了有才华的人的发挥，所以症结还在于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政治制度。”
“我们讲民国时期，也不是说民国教育如何如何好，但是民国教育个性化，而且使一些人才能够出来，和教育所有权多样化有关，并不是资金都来源于单一的国家拨款。”马勇提出了建议，“1920年代的中国除了国立大学之外，还有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各种各样的大学。如果想使下一代有更好的优质教育，就应该放开教育，就应该让国立资本，让外国资本，让所有各种各样的资本都可以进入教育。另外最简单的，应该允许优质大学到西部、中部去兼并大学，去创办大学，北京大学跑到新疆办一个分校有什么不可以呢？把教育资源优化配置，要给大学自主的不是说办学权，而是让大学的资产能够自我支配。”
乐黛云承认，“在民国时期完全是官僚有钱的阶级把持了整个教育，真正从贫下中农，从普通老百姓里头冒出来的人是很少的”。纵观民国的试题，在与社会现实的结合以及对学生独立思考的导向上，对我们今天的确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个性化与公平的矛盾、拔尖人才与教育普及的矛盾之下，需要的不仅仅是试卷的改革。
本文转载自界面新闻历史频道
作者：武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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