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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制是设计给西方学问的
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高中时怀着对中国历史的憧憬，被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给打动了。结果，等到我真正读了历史系，4年下来，我读越多的书，我卻是离通天人之际越远，还没有读的时候，或許还稍微有一点点近，後來越读，就反而离得越远。为什么？从我们进历史系的第一天，就学史學导论，老师就开始教我们怎么写论文，就开始教我们怎么分析，怎么批判。我后来回头想想，笑死人！我们连书都还没有好好读过，就开始教我们批判？然后又教我们怎么做卡片？怎么引用资料？換句話說，所有的书，都只是资料；學了半天,全部都是在分析，在整理，在作比对。大學沒教我们要好好地、虛心地、慢慢地读书，更沒教我们要如何從中受益。
幸运的是，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大学四年级就决定不再读研究所。當時的感覺是，如果我还继续在大学里面读中国学问，那就叫自欺欺人。
那幾年中，我最认真上的一个中文系老教授的课，他讲儒家，講易傳，《中國思想史》；人其實是個謙謙君子。可數年之後，有一次我回台大去旁听他的课，是一門面对大众的通識課。结果，只有三个人听课。我想，中国学问如果再这样談下去，會把整个中国学问都談完掉。
后来我越来越清楚，那不是某一个個別老师的问题。今天即使再有心的人，进入这个体制，你也会做得很牵强，做得非常事与愿违，即使你是唐君毅、牟宗三、钱穆，統統一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唐君毅晚年的一些真實困境，他比较诚实，比较诚恳。整个体制本来就是设计给西方学问的，中国学问在这种地方一定不适合。
为什么不适合？第一个关键就是在于西方学问的根本体制，是必然站在客观的、分析的一个角度。至於中国学问呢？简单地讲，两句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把人家讲到听不懂，固然对方有问题，你自己也有问题，这个才是中国学问。孔子跟人家讲话会不会讲到人家听不懂？不可能！孔子不只跟有学问的人讲话，他跟當時的許多人都談得上話。一个人的学问只能跟有学问的人讲，那个人的学问是假的，那个不是中国学问，那是西方概念的学问。
大学能让你安身立命吗？
目前中国大学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完全没有能力处理人的安身立命。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越久，你只会越惶恐，你的生命只会越不安稳。你即使有某些地方好像还安稳，常常都是因为外在的肯定，社会的认可。可是你内在生命的安稳并不是因为你在这里学到什么东西，这个大学体系给你哪些安稳的力量？哪些生命的指点？没有。大学没有能力扮演这个角色。
现在，整个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心不安。南怀瑾讲过，二十一世纪全世界最大的病是精神病。我上一次来北大讲《躁郁时代的读书人》，后来好几个人跟我说，他们之前从来没看过我的书，也没有听过我的讲座，那一天纯粹是冲着我的题目来的。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困惑，有这个躁郁。
这个躁郁的问题不只是大陆和台湾，是全世界的问题。
书院将来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中国大陆最严重的问题是人心不安，所以，将来书院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心安的问题，让人安身立命。今天书院培养的学生有办法安身立命，这些人将来才有办法去安别人的心。
因此，书院将来扮演的角色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更大，更积极。他不仅要扮演老师，扮演文化工作者，甚至要扮演从政者的角色。换言之，书院将来要培养的是一个个可以身心安顿的士人，中国传统讲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那个“士”。
大学是培养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的重點是追求客觀知識，是進行思索、不斷思考的。书院要培养的是士，士是什么？士要先有感受，先能够感觉，然后自己先能够心安，“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先修养自己，修己以安人，这个叫做士。知识分子没有修行的问题，没有修养的问题，他们是每天在想，每天在批判，每天在分析，跟士完全不一样，千万不要把士跟知识分子扯在一起。
我今天谈“以书院取代大学文科”，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命题，可实际上是最有现实感的命题。
作者简介：
薛仁明，1968年出生于台湾茄萣，台大历史系、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毕业，私淑胡兰成，师从林谷芳。曾长期困惑于安身立命之道，十八岁时且因之休学半年。十九岁开始，有心于儒释道三家，关心的焦点，是文化之重建与生命之修行。著有《其人如天：史记中的汉人》《孔子随喜》《人间随喜》《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