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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一生重在教，孔子之教重在学。他认为：本于此心，而有此道，此心修养成德，所指级深级广。尤其最先之心言，这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温情与善意。发于仁心，乃有仁道。同时，孔子论政，就在上者之心地言。敬于世，不骄肆，不欺诈，自守以信。不奢侈，节财用，存心爱人。此言虽浅近，然政治不外乎仁道，故唯具此仁心，乃可在上位，领导群雄。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心系民众。
而韩非子代表的法家则是与孔子相反的想法。他认为“明主之所以导致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是有什么比刑罚更能有效的治理国家。韩非子说如果对民众不施行刑法，是对民众过错的姑息，会使民众产生更大的过错，反而是对民众的不仁。的确，如果对民众只施行德治，可能确实会使国家安稳，但是难保不会有一些人在各种原因下生事。就好比你的孩子犯了错，但是你却只告诉他别再这么做了，并跟他说很多大道理。却从不制止，惩罚他，难保他不会继续错下去，只有真正体会到痛了，后悔了，他才不敢去做了。当然，也要有个度，赏罚分明，不然反而会适得其反。
相反，老夫子主张“无为而治”。他认为礼法越多，反而会生出更多事端；是祸乱的开端。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烹鱼时若反复翻动鱼，则鱼必然要被翻烂。治理国家也一样，应当与民休息，清静无为，让老百姓自然发展，不要过多去打扰他们。虽然没有实行任何政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无为”，也是有道理的。过多的干涉，会使民众产生厌烦心理，即使表面遵从，也难保他们不会有其他的思想。据记载，西汉开国时，信奉无为而治。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老子认为，圣人应该不作为，这样可以使民众不争，不乱。不作为，真正的有为。
我认为，这三种思想，都有各自的道理：礼的存在就是为了有仁和和，只有和，才能使国家富强，强大。这是通过礼的严格来限制别人，如果人没有这种限制就会与别人产生矛盾，从而引起事端；从本质上，刑法的存在与礼相近，也是在一定程度下约束别人。有了刑法，民众在做事前都会再三掂量，减少了很多事端，但是，也有一些心存侥幸的人，总觉得也许能躲过呢，这时候，也就更需要刑法来惩治管理了。老子的无为，虽然没有像刑法与德治一样去管理民众，但是从很大一部分上，使老百姓有了喘息的时间，让老百姓自然发展，不会卷入很多的祸乱。
虽然相互矛盾，但在历史上，都有实践经历。秦国自商鞅变法后，推行法治，得以迅速强大，统一六国；西汉开国时，则信奉黄老之术，推行无为而治，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自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以儒家为正统思想，此后中国则一直信奉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样都有不错的成效。但是，如果让我来选择其中一思想，我想我会选择法家：用法治治国，虽然会使民众有所怨言，但是至少有效的减少了犯事的数量，不会知法犯法，做错了事就要受惩罚，无论你是谁，都是平等的，同时，你做了好事，也会得到赞赏。这才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也不能过重的惩罚，若是纯粹只为了个人利益而判一个人得罪，那也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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