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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维麟:论“文”——为艺术而艺术,抑或“文以明道”?

2020/6/26 关注人数:188

摘要:“为艺术而艺术”,抑或“文以明道”,这既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命题,也是历代争论不休的两个看似对立的观念。本文从中国文学本身的发展历程出发,由文学的觉醒引出相异的文学观念,重点论述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和韩愈的“文以明道”的思想,并结合时代背景对其进行深层剖析,同时对二者的演进和融合做出进一步的探究,以期阐明二者之间真正的关系——相互补充,而非根本对立。

 关键词:文学,艺术,曹丕,韩愈,道统

正文

一、文的自觉——中国文学的觉醒

 

 1.文学的萌芽与成长:

       奇思异想的上古神话,风雅无邪的《诗经》,哲理深蕴的诸子散文,深情浓郁的楚辞,铺排华丽的汉代大赋,情思兼美的魏晋诗文,高峰相峙的唐诗宋词,世态尽显的明清小说。从上古直至如今,中国世世代代的文学佳作层出不穷,古今中外叹为观止,尤其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塑造起了中华民族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然而,人们口中的“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最初在中国并不具有独立的审美地位。例如,神话是人们对处身其中的神秘世界做出的理解,“诗三百”重在教化及人际交往的辞令之用,诸子散文亦重在传达思想而非文辞之美——事实上,中国先秦及更早时期,是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包括历史散文、诸子散文、楚辞等)。这个概念,和我们现在理解中更具审美意义的“文学”还略有所不同。

    直至汉代,文学和经术(如诸子散文一类)依然没有分家。西汉桓宽的著作《盐铁论》提到“文学”所指的是儒学、儒生;贾谊、司马迁、班固、张衡等人在当时也都不是作为独立的“文学家”,而是以政治家、官员的身份,且怀抱着经世济民的大志,这便注定了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出于“适用”的目的,而非我们如今心中值得欣赏、令人陶醉的文学。

     但汉代正在孕育着文学独立的萌芽。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是汉赋,西汉的大赋尤其具有代表性——铺排描摹的文字,竭力展现的才华,虽然缺乏真实情意的流露,但文字本身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凸显。就如西汉司马相如所作的传世大赋——《天子游猎赋》,将铺排夸饰运用至极,原本的“劝谏”之意反倒被湮没在了文辞的华美之中,可谓“文胜于质”。文胜于质自然不免虚浮,可也正如上所说,文字本身的重要性则逐渐占据重要的位置。到了汉代后期的抒情小赋,抒怀写物,情文并美,这就为文学的自觉奠定了“质”和“文”的基础。

         2.开端——“文以气为主”:

       到了魏晋时期,曾统一许久的大汉政权已然式微。作为曾经文化的保存者、垄断者的门阀贵族们,取得不受皇权支配的独立地位,坐拥世代荣华时,便开始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蕴含着的个人思想、情感、精神、品格的“文章”。诚如曹丕所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从而着意为文,“为艺术而艺术”。开始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

       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弱,谓之体弱也。”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所谓以“气”为主,便是强调其作品应当体现作家所独有的个性风采,这种个性往往是旁人无法临摹、不可复制的。所以曹丕所提倡的“文气”,指的便是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这正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相契合。随着当时思潮的演进、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产生,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也随之提升且成为了重点和标准,而贵族文士们,则以讲求脱俗的风度神貌作为美的理想,《世说新语》中的名士风流、魏晋风度,无不为我们展现出了当时流行的“人的觉醒”。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①]

       文的觉醒伴随着人的觉醒,随着此时文学的发展,文人们也对诗歌文赋的文辞、意境、声律等方面产生了更高的审美追求,以期更有效地传达内心的情思。如曹丕《典论·论文》中认为“诗赋欲丽”,提出了应当重视对辞藻方面的修饰;而陆机《文赋》中提到注重文章实用功能的同时,强调其审美功能,特别是其形式及意境方面;推演刘勰等人也提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之说,阐述文采声律之美对散文的重要性(《文言说》)。

       凡此种种,成就了这样一个“文的自觉”的时代。当然,也开创了接下来历朝历代千万学士相对“文”与“道”存在地位的无休争论。

 二、文以明道——文与道的复兴

         3.转折与新生

    可以说,魏晋时期的文学革新一方面是由于时代因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文学本身的发展趋势,曹丕及建安名仕等成功地将文学之中的艺术层面发扬至极,开创了“纯粹”的文学艺术,讲求着主观个性的抒发,从而推动了整个时代走向个性尽展的文学盛世。然而经过了五百余年的发展和演变,又加以期间不少文人的雕琢,终究使得人们的理解及文风情态开始出现了“变质”。南北朝时期兴起的骈体文,同时永明新体诗的出现也让诗文的定式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繁复,文体、格律、对文辞的追求,此时既是利器,也是囚笼,言不及意、浮于词采的状况愈演愈烈。终于,在中唐时期,韩文正公韩愈站了出来,提出了力反前朝八代、重新看待文学的观点——“文道结合”。

         4.变革——韩愈“明道”

     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唐代古文运动,明确提出了指导思想——“文以明道”,这个理念在此后成为了中国古代散文最重要的理念之一。韩愈认为,应当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以纠正齐梁以来偏形式主义的不良文风。而当时韩愈所谓的道,其实既是儒学,传仁道,施仁政。“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可见这也是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

     可以看出,韩愈一生志于追随古圣先贤的文与道,并且他还提出,虽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 “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可见他所推崇的“古文”,重要之处在于其中之“意”,他也强调过,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且应该首先注重“道”的支撑——“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

    这样复古守道的观点的提出,对当时的文人影响甚大,可以说是彻底点出了当时文人的通病,大力抨击了对当时文风影响极大、六朝以来的骈偶之风,打破了当时所流行的文章为文辞和形式所拘限的恶性循环,对后世文学推动甚大。韩愈死后,也被后世誉为“百代文宗”,北宋文学家苏东坡更是叹许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可见韩愈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之大。

 三、时代背景下文学的演变

     曹丕的“以气为主”与韩愈的“文以明道”,两者相较,同样是开创了一代文学盛世,又同样为后世文学开辟了一条无限光彩的新道路。这两种文学主张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两个关键主题,前者追求文华并存,后者则力宣道统之重。那么这看似对立的二者,究竟是否存在优劣对错之分?

      首先,让我们从历史背景的角度来看。

    事实上,在不同的时代,这两种文学理念是轮换占据主导地位的,相互制衡,甚至并不算对立。

    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刚刚平定的唐朝中叶,盛唐一去不返,大有江河日下之势,而当时的文人们则一度的陷入了偏重形式技巧的泥潭,以文辞自解自娱。这样有形无骨的文学除了质量欠佳之外,在自许“挽狂澜于既倒”的韩愈看来,更是欠缺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于世道人心无补,也背离了儒家积极入世的传统。与此同时,他认为,文臣儒士们只有通过对“道”的思考和实践,才能对国家和社会产生足够的贡献。而这里的“道”,也就是儒家的道统,是千百年来延绵不断的文化命脉所在。因此,通过感染力极强的“文”来宣扬道统,教化人心,就成了韩愈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

    但是显然,过度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也会出现一定的弊端,不仅会抑制文学应有的一些审美功能,也会因片面弘道而导致不少作品变成了空洞无力的口号。更有甚者,到了北宋时期,程颐、程颢等理学家几乎完全忽视了文学应有的审美娱乐功能,比如对于杜甫的“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他们曾这样评价:“如此闲言语,写他作甚。”——不难看出,倘若像这样走极端,文学必然会走进死胡同,最终无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反观曹丕,生活于开始形成封建割据的乱世,刚刚走出平静的大汉治世,没有了政权的统一,只有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人生因此显得越发珍贵,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成了人们关注的重心。诗文正是宣泄心中愤慨与不平的上佳途径,这样一来,当时的文人雅士们对诗文中艺术与情感上的需求就会远远大于“载道”。如此一来,中国文学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觉醒并得到快速发展。再者,佛家思想的传入与道家思想的兴起,也为当时的文学注入了鲜活的思想力,使更多的人以充满灵性的风神作为理想,并体现在诗文的字里行间。

       可见,不论是“文以明道”,还是“为艺术而艺术”,适应时代的需求都是很重要的原因。

四、“道”与“艺”的有机结合

      如上所述,时代的作用是文学形式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那么在此之后,是否有人对之前的观点再次提出质疑,或将其进一步完善呢?

    宋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欧阳修对“文以明道”的论述,顺着韩愈的方向又有所发展。韩愈所提出的“道”,除了“仁义之道”外,就是《大学》中的核心观念“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显得较为抽象。然而欧阳修则反对“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主张从日常百事着眼,“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与张秀才第二书》)。并且在文学的方面,欧阳修明确认识到“文”的相对独立性,指出“有德者未必有言”,强调应当“文与道俱”,反对因重道而轻文。

    北宋诗文的集大成者——苏轼,在文学思想方面,所尊崇的原则与欧阳修等人同样是“明道”、“致用”。而基于自身独特的才华和性情,苏轼还成功做到了不为这一原则所过多拘束,并且同时,他也较为注重“文学”艺术方面创造的价值。有前人片面的引用孔子“辞,达而已矣”一语,以反对文章写作中的艺术追求,而苏轼《答谢民师书》中则说道:“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可见虽然韩愈的主张在北宋拥有极大的影响,但并不是整个北宋文学完全被这种“道统”文学所笼罩。后以宋代为成就最高的词作,便是为文人们开辟的一片可以较为自由地抒发个人情感、彰显个性及艺术的天地。就如晏殊、柳永、苏东坡、秦观等人的词作,无不是个性展露,各言其情志,用词精益求精,艺术价值斐然。更不用说宋代民间戏剧及小说的昌盛预示了中国整个文学史即将产生的重大改观。可见,即使同在道统文学观的原则支配下,作者的具体创作依然还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就连王安石这般如此主张“文”需“贯乎道”;如此看重文章的社会作用;如此喜爱以议论为主的政治家,至于晚年时期的诗作也都是如《北山》、《泊船瓜洲》这样抒发自我及人生感慨为主的作品。

       除此之外,宋人还将韩愈提出的“古文”归为了依附于意识形态,生来便以“明道”、“载道”为宗旨的东西,以便区分文学领域的不同。

    再到后来,人们对“文以明道”之“道”,也有了新的看法。清代的章学诚便对“文”与“道”的结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并详细的对六朝以来关于文道关系的论争作了总结——他的《文史通义》有《原道》三篇,专门谈论何为“道”。他反对“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反对韩愈只讲的“约六经之旨而为文”,他提出的基本观点与精神,即文章从实际出发,合乎时代的实际需要,使“文”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这样的“文”就符合“道”。章学诚也很重视“文”自身的特点与规律,他说:“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理。”[②],所谓“文自

 

    有理”,就肯定了“文”自有其本身的特殊规律,并非“道”的附庸。

    从“文以气为主”的角度来看,亦大致相仿。便如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陶渊明,他继承了曹丕“以气为主”的思想,其作品也拥有强烈的文学魅力,开创了诗歌新的审美领域和艺术境界,然而他又将韩愈所说的“师其意”展现的淋漓尽致。他将老庄思想和原始儒学进行了取舍调和,形成了陶渊明作品中所独有的“自然”哲学,其中也体现出他对社会理想的追求,也可谓是“道”的一部分。如陶渊明《形、影、神》中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进行的一番讨论;又如陶渊明《归田园居》及其辞赋《归去来辞》,不仅具备细致的文辞和优美的意境,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以充沛的情致和意境取代了抽象的辨说。对文学的理解可谓极其深厚。[i]

 

总结

   “文以明道”与“文以气为主”,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这两种观念的产生,既与时代环境密不可分,也与作家本身的思想性情息息相关。其实任何一位伟大的作家,都会同时具备这两个特质,既有浓厚的社会责任感,又不乏对文字本身的热爱,只是各有侧重而已。当我们求索到最后,或许会发现,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不同心灵的不同展示,都是一个又一个独一无二的精神世界;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寻找那个适合自己的世界,并为之叹赏,为之陶然,同时一点点去领悟,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之美。



[]李泽厚《美的历程》

[]章学诚《辨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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