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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2010年自主招生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被推荐的学生将获北大降30分录取。此举将是投向时下高考招生“一考定终身”的“救命”稻草，亦或是伸向偏才怪才们的“橄榄枝”
2009年11月，获得推荐资质的39所中学，共向北大推荐了90名学生。这些学生，品学兼优，能力全面，无论是保送，或参加高考，上北大应该问题都不大,但是鲜有突出的偏才怪才被推荐。公众不免困惑，北大的神圣大门，为何难以对偏才怪才们自由敞开呢？12月中旬，四川大学作出决定：未上分数线的偏才、怪才，可由中学校长推荐并破格录取，一时纷争再起。让我们回到那大师辈出的时代，重温一下偏才与他们的伯乐的动人故事，体会那种人性的恣意与思想的放松。
“钱钟书们”被破格推荐上清华
在中华民族众多的“脊梁”中，曾涌现了一大批大师级偏才。远的不说，仅以民国以来的历史为例，便可窥一斑。
1917年，罗家伦想修外文，投考北京大学文科，恰逢胡适判阅其作文试卷。胡适毫不犹豫地打了满分，并向学校招生委员会荐才。可校委们察看罗家伦的全部成绩单后大吃一惊。原来，罗家伦的数学成绩竟是零分，其他各科分数也平平。取还是弃的争论之际，主持招生会议的蔡元培校长力排众议，破格录取罗家伦。
罗家伦后来成为“五四”风云人物，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传诵一时的《五四宣言》，便是他的手笔。“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的警句，曾激励广大有为青年，奋起救国。碰巧的是，12年后，已是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招生中也遇到了偏才——钱钟书。钱钟书当时“国文特优、英文满分、数学15分”，比罗家伦当年考北大的成绩略胜一筹。于是，罗家伦在钱钟书的名字上大笔一钩，破格录取。
钱钟书这位“姓了一辈子钱，却不爱钱”的“钱学”大师，后来学贯古今，兼修中外，曾领衔翻译《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围城》、《管锥编》、《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等著作，一度使其驰骋学界，赢得国学泰斗之誉。
在大胆破格录用偏才方面，清华似乎比北大更果决。国学大师季羡林，从小上学开始，便文理偏科严重。报考清华大学时，百分制的数学考卷，他只考了4分，而他的第一志愿，居然还是数学系。尽管如此，季羡林还是被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录取。
1912年，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全国招生，学制8年，毕业后公派去美国留学，考试科目是国文和英文。闻一多报考，虽然英文考了零分，但因一篇效仿梁启超风格的《多闻阙疑》，写得洋洋洒洒、气势不凡，老师将他破格列为备取第一名。他的《死水》、《最后一次演讲》都曾进入当代中学语文教科书，影响了几代人。
闻一多也是一位敢于破除学科偏见的教育家，著名文学家臧克家就是他发现和培养的。1930年，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但他数学也是得了个零分。可是，他的那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得到了时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主考老师闻一多的赏识，臧克家因此被破格录取。“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便是臧克家著名的现代诗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放眼当下，尽管通吃各科的“考霸”层出不穷，却鲜见以专科专业见长的“偏才怪杰”。究其原委，一是围绕高考指挥棒的学生，不敢拿自己的学习个性“赌”明天。二是标准化的招生制度扼杀了偏才。而缺乏偏才的社会往往缺少深度与活力，因为，有时偏才与大师仅一步之遥。
世有胡适，然后有吴晗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唐代文坛宗师韩愈的经典论断，跨越千年，依然一针见血，直接扎在了当下教育，特别是高考招生的“软肋”。
我们在为钱钟书、季羡林、臧克家取得的成就惊叹的同时，更为蔡元培、闻一多这样不拘一格的伯乐击节。历史上，博学多闻、温文尔雅的胡适，同样是一位难得的敢于破格录取偏才的伯乐。
1937年之际，北大的招生不是采取全国统一高考的方式，而是几所名校自己组织联考。沈从文妻子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投考，结果数学得零分，作文却相当好，其他科目较平均。时任中文系主任的胡适看到张允和的作文，立刻大喊“这个学生我要了”。但北大的招生规则是“任何一科如果是零分，都不能被录取”。胡适找到数学改卷老师，让他无论如何在张允和的卷子上找出几分。数学老师也很坚持原则，说“零分就是零分”，一分也不肯给。直到胡适找到校务委员会拍桌子骂人，北大才终于破格录取了张允和。
与张允和“顺利”被北大破格录取相比，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报考北大却颇费周折。
1931年初春，胡适应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聘请，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于是吴晗也准备报考北大史学系。之前，吴晗因著作《胡应麟年谱》得到胡适器重，并被收为弟子。他的考试成绩却让人大跌眼镜：文史、英语都是满分，数学则是零分。按北大“一门得了零分不录取”的规定，吴晗上北大不成，马上转报清华史学系。结果吴晗文史、英语都得满分，而数学还是零分。
当时，清华大学录取新生的规定和北大相同，考生有一门得了零分，就不能录取。不过与北大不同的是，他的文科成绩如此之好，引起了校方的注意。胡适其后也写信给清华校长翁文灏，请后者大力培养吴晗。最后，清华首开特例，破格录取了吴晗。清华这个决定轰动了北大。胡适一再对人说：“北大的考试制度太不合理，像吴晗这样有才华的学生，竟因数学不及格而未被录取，太可惜了”。
如果按照现在的高考制度，张允和、吴晗二人断然考不进北大、清华；如果推荐也按考试分数进行综合排名，张允和、吴晗恐怕连进入校长视线的机会都没有。其实，并非只有大学才能培养人才。华罗庚只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到清华大学的第二年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而如今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履历表上填的学历是：中专。
给伯乐和偏才一片充分成长的土壤
相对于胡适、闻一多等人果敢推荐偏才的佳话，此次北大“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实施，无论在气度格局、实施过程，还是在阶段结果上，颇为相形见绌。而钱学森“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杰出人才”的困惑，似乎又多了一条例证。也许是出于对“推荐综合素质优秀或学科特长突出的高中毕业生”的考量，北大此次推荐结果，从公示的90人学生名单中，可看出两个特点：一是鲜有明显的偏才怪才，一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学校和班级的学生干部，属于“全能选手”。而在各学校报上来的学生推荐语中，“气质优雅”、“即兴吟诗作对”等个性化的描述也不时可见，更有学校形容被推荐的学生是“校园的一枝百合花”。
为什么校长推荐倾向于“全才”？舆论普遍发出质疑：北大这坛“酒”似乎酿得有点酸，实名推荐好似一场“教改闹剧”，“北大其实在‘掐尖’，以‘校长推荐’的名义争夺优质生源”，“北大造了个优秀中学排行榜”，有的校长能推荐五名学生上北大，而有的校长则只有推荐一名的权利，绝大多数的中学则一个名额也没有。
“非不能也，是不敢也！”一位负责推荐学生的校长颇感无奈。推荐方案公布之初，“权力腐败”、“教育公平”一直就成为公众争议的焦点。外界对校长的猜忌，公众对操作的不信任，让校长们承受着太多舆论压力。由于担心标准不清引发争议，“校长实名推荐”也演变为“大家集体讨论”，校长签字报呈，甚至直接“按分数高低论英雄”。于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校长们推荐出来的学生，清一色的全能尖子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与时下国内强调由“中学校长”推荐学生上大学不同的是，美国的大学就不看重中学校长的推荐，他们更看重学生的班主任、任课教师或名人的推荐，并且欢迎校友来推荐新生，因为校友对大学的文化、特色更为了解，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全才和偏才均是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偏才怪才可遇不可求的言论，似乎只是“天下无马”的老调。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如能消除偏见，取长补短，给伯乐和偏才一片自由成长的土壤，大学也得天下偏才而教育之，功莫大焉！我们更需要大批有自由思想、独立意志、从题海和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的少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也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而不是一格一格“降”人才。或许这样，众多的偏才“千里马”才能摆脱埋没槽枥的宿命，脱颖而出，纵横驰骋。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就读于西南大学，1950年，他的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单表明：袁隆平当时农学课程成绩并不很突出，反而英文成绩特别好，高达93分。国文64分，植物学65分，普通化学60分，地质学88分，农业概论88分，气象学84分，农场实习67分。他专业成绩在班上仅相当于中等。对此，很多教育界人士表示，成绩并不代表实际能力，袁隆平自己也说过：“书本很重要，电脑很重要，但书本和电脑都种不出水稻。”
来源：《文史参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