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奕
编者按：
随着2013年的高考、中考相继落下帷幕，教育话题成为近期街头巷尾的热议，在宣扬素质教育的年代，谈论分数变得稍稍隐晦起来，但分数着实是学生、家长、老师心中一杆分量很重的秤。
今年的浙江高考作文选取了作家刘再复《童心百说》中的三段素材，让一群参加高考的孩子来审视：是什么让我们的孩子过早地失去童心？
不久前杭州市政协也举办了一个主题为“教育”的小沙龙，请来的教育专家和学者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当代教育之“惑”。为什么我们已经认识到孩提的童真正在被实用主义教育所污染，却又束手无策？是什么将我们的孩子变成了考试机器？为什么我们培养的学生思想贫瘠、缺乏创新，有的甚至沦丧了道德？！当今教育之“惑”，又该作何解？
这是一个知识爆炸、信息泛滥的时代。“信息革命使人们掌握了凭一己之力与大型组织竞争的技术；黑客对抗企业，恐怖分子对抗政府，网络视频导演对抗电影制片厂，应用软件制作者对抗全体产业。”
但我们以为，知识应该有边界！知识的应用绝对不可以超越伦理道德！
传授知识，更要培养道德情操
教育不仅要传授学生的知识技能，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甚至包括培养学生的情商。在这一大堆目标下，如何把握现行教育体制的变与不变，已成为一个难题。
《每日商报》的记者张哲是个80后，在座谈中，他这样感慨：“我们从小背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在枯燥的应试教育中，真的难以体会到读书是件快乐的事儿。我们从小接受知识灌输，以为这就是教育，但是走上社会、走上工作岗位，才发现教育不应该是这样的”。
教育原来什么样？翻翻旧典陈籍，也许能从故纸堆中找到些许答案。
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本立而道生”。传统文化的根是孝、本就是敬。传统文化把教育过程等同成培养一株植物，认为植物的根长好了，它的花果一定会开的很美。《三字经》里说“学之道，贵以专。”故纸堆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答案：千百年来，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虽然不断的变化，但是人性是不变的。我们祖先的教育方法是先专心开启自身的智慧，然后再广学多闻。如果树立了良好的德行，再学其他的知识，就能一贯而通了。
“孩子的天性都应该是活泼好玩的，可是我们常常发现身边的孩子读书压力太大了，有些小孩，才读小学，读书就非常用功，甚至下课休息时间也在争分夺秒的写作业，家长不忍心，喊孩子去玩，他们也不肯去，继续埋头赶作业。”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徐立望副教授说，如果不是学习负担太重，心理压力过大，哪一个小孩会泯灭爱玩的天性？
现在的孩子学得很苦，也学得很迷茫。市政协文史委持聘委员、浙江图书馆教育中心主任吴志坚博士分析认为，原因大概有三：一是现在的教育学习内容与生活不相关，既无意义，亦乏趣味；二是教学方法片面强调灌输和记忆，而非引导探索；三是沉重而错误的评价体系无孔不入，分数成为教学目的，学生承受极大心理压力。
徐立望说，所以，教育还是应该走轻负高质之路。现在的学习重视应试，而不是应用，在考试为指挥棒的指引下，应试变成了学习的最高目标，哪里还能体会学而时习之悦呢。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作为《论语》开篇第一章第一句，极不简单，微言大义。它的含义是“学到的东西有机会付诸于实践，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吗？”主旨就是“学以致用”，隐含的意思是追求真理，并能在实践中获得检验、应用与完善。
在实践中体现学习的价值，这才是令人开心的事！
脆弱的教育小环境，该怎么抵挡社会冲击？
现代社会，校园不再是孤芳自赏的“象牙塔”。教育已经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有人说这是社会的功利性趋向，迫使教育也变得功利化。杭州日报首席评论员司马一民认为，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不知何时起，在现实社会中变成了一种奢望。当一个因为太爱钱、太自私的人沦落为赚钱的工具时，就失去了做人的志向趣味、豁达宽容，久而久之会变得孤闭焦躁，甚至不能与人正常沟通交往，干枯木讷、忌妒他人、愤恨社会。太爱钱还容易使人见利忘义，而无视环境的安危，迷茫、懒散、消沉。一个缺少朋友、知识匮乏的人，就如同生活在孤闭狭窄黑暗的深渊，会慢慢失去自信、失去神韵。而当一个社会太爱钱，崇尚利益至上，追求弯道超车时，就会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很多传统美德丢弃掉。
人们也曾思考，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何在？有人说，要改变教育小环境，首先要改变社会的大环境。因为道德标准体系的设立，更大程度在于上行下效。官在做，民在看。一个社会如果是贪腐当道，那么这个社会的老百姓亦会对恶性麻木不仁。如果这个社会缺乏公平的社会规则，教育的小环境也就无从改善。重塑社会道德，就是要让守规则的人得道多助，让不守规则的人失道寡助。“重塑社会规则，靠的是顶层设计，上行下效”。
但另一种说法是，人应该自省，不能总把许多问题、许多责任推诿给别人、推诿给社会、推诿给外界，因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弱者思维。社会如是，则教育有责。吴志坚博士在他开办的初阳书院实践着他的一种教育理念：改变从自己开始，改变的开端是自己。
“孟子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推己及人，慢慢就会有变化”，吴志坚告诫书院在读的孩子，不要老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先问问自己做得怎样。他希望书院的学生将来不仅仅是适应社会，还要能改变社会。
“从哪里着手？从自己的内心开始”，吴志坚认为，教育是有个基点的，他过去在看《孟子》时，看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时，总觉得过于理想化，甚至迂腐。直到他创办初阳书院，接触到那么多的学生，发现没有一个学生是自己不要好时，才逐渐服膺孟老夫子。所以，他认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把内在的向善之心激发出来，“每一个人变化了，这个社会也就变化了。”
社会有序，教育自当先行。但是“花十几年的时间教育好一个人，如果进入到一个无良的社会，他在学校树立的价值观会很快被现实所打败。”
吴志坚用这样一席话来解忧：孟子持有的基本观点是发挥人人固有的仁心即为规则。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说人的基本需求有五个层次，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这些基本需求是与善相吻合的，当基本需求没有满足，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恶。社会规则应该有助于人的自我实现，这样的规则是善的，可以从人的本性中引出；社会规则如果阻碍人的自我实现，那么这样的规则是恶的。守不守规则固然是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规则怎么诞生，是善还是恶的。他在初阳书院制定规则时，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按照孔子说的“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鼓励激发孩子的向善之心；二是按照人本主义教育理论，以选择与责任替代防范与惩戒。书院的规矩都让学生自己制定。比如，学生可以选择不上课，但必须提出一个替代性的学习方案。
“从心所欲不逾矩”，善的社会应该达到这样的境界。
花20年改变一代人，我们的教育可以吗？
“现代人说到《弟子规》好像非常了不起，特别是如果有的小孩子能背诵一段《弟子规》，那更是了得。从一部《弟子规》的学习，让我们窥视到了现代教育理念的歪曲，看到人们对教育真谛的误解。”张哲认为，教育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追求知行合一，知道了以后一定要做。将知识细化成行为规则才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典范。
上城区政协文史和教文卫体委主任瞿旭平的职业生涯经历过一线教师、教育局的官员，一步步走来都不曾离开过“教育”两字。她发出这样的感叹：“教育实在是一个说不清道不尽的话题。现实中由于教育缺位问题引发的实在太多了，一介平民、一介百姓当然无法解决国家层面的东西。但教育是一道光亮，它给孩子希望，不要因为看到黑暗就淹没在黑暗之中。”
最近流行一个新名词，叫做“光盘行动”。其实这并不算一个新事物，瞿旭平说，早在八年前，她还在八一中学执教的时候，学校就成功实施过“光盘行动”，泔水桶里就能做到没有一点剩菜。孩子们为什么都能做到不留剩菜？原因很简单：首先是教育到位，其次是老师以身作则，再次是方案切实可行。因为没有一个孩子会认可浪费行为。但怎样从认识到行动，是一个大问题，涉及教育方法是否符合心理学规律、学校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是否科学等诸多问题。
这方面，初阳书院遵循人本主义教育理论，试图完全摒弃防范和惩戒，营造一种真诚、信任和理解氛围，鼓励孩子自行选择，自担责任。由于学生的选择会很多，书院就要有充分的师资和备案，让每一个选择都得到相应的教育资源。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个性化教育了。
“花20年改变一代人，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不可以？”瞿旭平提出的质问引人深思。她认为，当一代人的素质提高了，不再“中国式过马路”，不再“不以盗犯为耻”，他们的良好素质就可以传给下一代人，代代相传，若干年后，我们也可以在偌大一个广场聚会后不留下片纸垃圾。
早年瞿旭平她们曾开展过“廉洁教育进校园”活动。当时提出搞这个活动的时候，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小学生没有权，没有腐败的机会，何需廉洁教育？这种教育只会流于形式。但是她们坚信，如果孩子从小在心中埋下廉洁意识，长大后有权了，小时候就形成的意识有可能改变社会。香港廉政公署的官员曾谈起过，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的腐败问题也非常严重。但是现在，通过上下左右全方位结合的腐败治理，香港官员的清廉有口皆碑。乌纱帽底下是个人，草帽底下也是个人，本质上都一样。
学习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想应该就是知行合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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