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c5bd20101r2yz.html 作者：秦春华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11月4日第40期（总第634期），题目为《天才是个“小概率”事件》。《中国教育报》2013年11月22日第2版同题转载。

 近年来，特别是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以后，中国基础教育界掀起了新一轮教育改革的热潮。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目标指引下，有不少全国知名的中学校长和我联系，希望和北大合作，共同建立针对“天才儿童”早期培养的“直通车”班。建议的合作内容大体上相类似：中学从初中甚至小学选定一批优秀的学苗，不经过中考和高考，跳过高三，经选拔测试后直接升入北大。支持“直通车”班的观点认为，一方面，对于拔尖创新人才，早发现比晚发现好，早培养比晚培养好。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建立了完善的“天才儿童”早期培养体制，美国甚至出台了专门的《天才儿童教育法》予以保障，远远走在了中国前面。教育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的竞争力，我们应当奋起直追，绝不能自甘落后。另一方面，在目前大一统的高考录取体制下，绝大多数中学在高二已经结束全部课程，高三一年完全被用于针对高考进行的重复性训练，学生的宝贵时间被白白浪费，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被精益求精的条件反射式训练所扼杀，不利于少数“天才儿童”的培养和成长。为什么不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培养孩子的兴趣呢？此外，从教育规律来看，教育是连续的过程，中学和大学只是分别处于不同的教育阶段而已，不应当被高考人为地割裂。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应当在跑动中实现无缝衔接，“直通车”班恰恰能够满足上述目标。

必须承认，这些观点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提出这些建议的中学校长干了一辈子教育，许多人堪称第一流的教育家，对于当前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心知肚明，忧心如焚，他们对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热情和使命感尤其值得赞赏和肯定。特别是，对于大学和中学一起积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的发现培养之路的主张，我举双手赞成。然而，在具体操作层面，是否一定要采取“直通车”班体制，我却始终心存疑虑。

疑虑来自于我的直觉。认真研究中学校长提出的各类合作方案，我总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无论这些方案基于何种改革理念，也无论“直通车”班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看上去特别像前些年流行过很长时间的“实验班”和“少年班”。众所周知，30多年前，在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的大力倡导和热心支持下，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推动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最早创建了“少年班”，其目的是为了探索中国优秀人才培养的规律，培养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推动中国教育和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1985年1月，教育部决定在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12所重点高校开办“少年班”，扩大“少年班”的试点。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高校“少年班”纷纷停办。截至目前，只有中国科大和西安交大两所高校仍在坚持。30多年来，关于“少年班”究竟是“天才之路”还是“揠苗助长”的争议始终不绝于耳，毁誉参半。中国科大的“少年班”既涌现出了庄小威等世界级顶尖学者，也出现了因生活不能自理而休学的失败者。如何评价“少年班”的培养模式，现在就盖棺定论似乎为时尚早。但多数“少年班”停办的事实似乎也在提醒人们：这未必是一条可以推广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之路。

教育自有其规律性。每一个教育阶段都有相对应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卢梭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打乱孩子成长的自然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如果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并非是要教给学生一些“知识”——知识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而是通过传授“知识”，使学生们掌握思考问题的“方法”，从而获得解决处理问题的“能力”，使自己逐步走向“本真的我”，不断提高生活的品味和格调。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老师很可能已经不再是知识的权威。学生有可能比老师获得的资讯更为广泛和迅速——因为学生的数量、时间和精力都要比老师旺盛得多。在教育过程中，老师更类似于一个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而不再单纯是一个知识的传授者。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说，在北大，知识比分数重要，能力比知识更重要。具体的知识好办，真正具有洞察力的问题难求。所希望的，无非是使学生们能够跳出急功近利的分数框框，培养起挑战权威的勇气，刨根问底的问题意识。这些东西可能远比分数和知识重要得多。

过早地挑选出一些孩子，不断教给他们超前的知识，其实不过满足了学生、家长和老师的虚荣心，把孩子当成了炫耀的工具。当别的孩子什么都不会的时候，你看我的孩子会背多少首唐诗、宋词；会记得多少英文单词；会弹奏多少种乐器；会跳多么美的舞蹈；会做多少复杂的数学题，等等。会的人志得意满，不会的人黯然神伤，难免回家之后加紧训练。其实，学习掌握这些知识并不困难，只要花费必要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训练，很快就会收到效果。但这些真是孩子们自己需要的吗？

提出对某些孩子进行早期培养，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甄别和选拔？你凭什么能够确定，那些早期表现出超常智力的孩子，未来就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就呢？更何况，你又如何判定一个孩子是不是属于智力超常呢？单纯的智商测验并不一定科学。在科学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在小时候甚至被认为是白痴。真正的杰出人才其实很难在早期被观测到。退一万步说，即使一个孩子在小时候表现出超常的智力，如果不能加以正确引导和培养的话，将来很可能会泯然众人矣。对此，我们的祖先早就发出了《伤仲永》的悲叹。历史和现实中无数成功者的例证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长成才，智力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甚至不是重要的因素——而更多地取决于后天的努力、机遇和情商。

其次，人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甚至也不是一条不断上扬的曲线或直线，而是充满了曲折、反复和变数。早期智力超常的孩子，后来很可能会逐步变得平常；反过来，早期并不突出甚至显得愚钝的孩子，日后也可能变得出类拔萃。古人云“大器晚成”，阐明的正是这样一种深刻认识。因此，过早地对某些孩子进行特殊培养，很可能会牺牲掉对于人才培养而言极为宝贵的多样性。对这些孩子而言，也未必是一件幸事。

再次，教育除了要追求效率之外，还必须兼顾公平，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实现教育公平，保障社会稳定的责任更为重大。“直通车”班的要害在于，那些能够进入“直通车”班的孩子可以不经过高考的严格考核而直接升入北大，这就使他们在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具有了优先权。在中国现实国情下，这样一种制度难免不会成为某些权贵竞相寻租的“捷径”，中学校长将会面临巨大的诱惑和压力。即使中学校长能够坚守道德底线，但由于早期人才选拔必然带有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将很难取得社会公众的信服和理解。特别是，当前中国社会对于公平问题极为敏感和脆弱，贸然实施“直通车”班将可能引发非常大的社会矛盾和信任危机。

前一段时间，微信里有一篇文章流传甚广。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仅仅拥有8500万人口的国家，却贡献了超过6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作者得出结论说，这是因为德国宪法禁止对孩子进行早期智力开发。孩子的大脑犹如一个存储器，如果过早地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会挤占宝贵的空间，限制孩子的创造力。禁止开展“天才儿童教育”和“贡献了最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二者之间是否一定形成因果关系，虽然不能因此而轻易就得出结论，但它们的确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且同时为真。

我始终认为，学校不是工厂，教育不是生产工业品，按照统一的模子进行浇铸和装配，大批量生产出同种类型的产品。教育更像是种树，学校更像是花园或者果园。有经验的果农都知道，施肥要根据树木生长的自然规律进行。过早和过量施肥，很可能会把树苗烧死。种好树的关键首先是要有好的土壤和气候，栽下那些未来可能成材的树苗，在生长过程中不断修剪歪歪斜斜的枝桠，那些经过了前期生长的树苗，如果在中期表现出更大的潜质的话，自然可以吸引果农更多的关注和培养，若干年后才可能出现参天大树。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就教育而言，我们应当做的，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和土壤以及更大的选择自由，让优秀的孩子自然地涌现，而不是一开始选定一些所谓的“好苗子”，然后进行重点培养，不断催肥。那样的话，既毁了选定的树苗，也断送了其他潜在的好苗子。

在教育问题上，我是一个保守的自然主义者。人的一生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一个人能够成长为杰出人才，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小概率事件。大浪淘沙，最后留下的才是闪光的金子。对于人才培养而言，我不太相信有目标的预设。有意识的设计，有计划的培养，那是工业化生产的特点，不是在做教育。预先选定一批人，假定他们就是未来的杰出人才，为他们创造各种条件，人为提供各种机遇，投入巨大的资源，从表面上看可能光鲜亮丽，但就像温室里的花朵，反而很难经得起狂风巨浪的考验，最终未必能够真正为人类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倒是那些先天条件并不优越，甚至历经挫折和磨难，却始终胸怀远大理想不懈坚持的人最后脱颖而出，成长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灵魂人物。历史上这样的经验教训不胜枚举，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