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中国近代的“革命元勋”和“国学大师”，鲁迅称之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毕生致力于“光复中华，振兴学术”，他将重构中国文化的努力，寓于革命事业之中，从早年提倡排满革命到后来“猝然成为儒者宗”。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太炎先生主张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接受西方文化，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中国文化，提出了“国粹”的概念。这里的“国粹”是指传统的中国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文学和诸子学等内容。可以说，章太炎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深刻阐述，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提倡古文经学，批判今文经学
章太炎被称为“清代古文经学的殿军”，他的学术渊源出自乾嘉学派中戴震-王念孙、王引之-俞樾一脉，承乾嘉学统，以古文经学为学术根底。太炎先生早年对古、今文经学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直到师从俞樾 “始分别古今文师说”。此后，为支持维新变法，虽然在学术上与康有为“论学派，辄如冰炭”，但并未排斥，甚至还加以援引。变法失败后，太炎先生还曾撰文声援康有为，其初刻本的《訄书》也带有明显的改良倾向。庚子事变后，清政府的卖国本性暴露无遗，太炎先生发表《正仇满论》开始批驳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以《訄书》的重订为标志，章太炎彻底走上排满革命的道路，并对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为理论基础的改良变法进行驳斥。
章太炎对今文经学的驳斥，除了为学根底不同，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借批驳今文，动摇康有为以《公羊》“三世”、“三统”说提倡变法的理论基础，将六经回归于历史文献、孔子还原为六经删述者，借此提倡排满革命；二是随着将六经历史文献化，太炎先生提出“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将传统学术中“通经致用”分割为“求是”与“致用”，让学术回归“求是”，反对借学术以“干禄”，他认为学者应当“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并应学为“匠者”，这是太炎先生对于传统学术的总结和对现代学术的设计，也是对乾嘉学术传统的继承。
以“国粹”激发民族自信，增进爱国热情
章太炎除在理论上批驳康有为借今文经学提倡“尽革旧俗，一意维新”，还提出用“国粹”来激发民族自信，增进爱国热情，抵制全盘西化，重构中国文化。
太炎先生认为全盘西化会导致亡国灭种。在《国学讲习会序》中，他认为在中西竞争的时代，固守中国传统虽不足以立国，但若不能复兴国粹，同样也是不能自立的，“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1910年，他在《教育今语杂志》上再次表示了对西化的担心：“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一时风尚所及，至欲斥弃国文，芟夷国史，恨轩辕、厉山为黄人，令己不得变于夷。”并认为当时的许多学者是以“偏心”去看待国学，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甚至还要加以诋毁。当然，章太炎所反对的是全盘西化，正如他所说：“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他对于西学是批判性的接受的，比如他吸收西方进化论所写作的《俱分进化论》，就是反对单线的庸俗进化论，而提出了进化的两面性，即好的方面进化，坏的方面也会进化，其结果就是 “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并借以批驳了康有为以《公羊》“三世”、“三统”说和“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三世进化论”。
针对欧化主义，太炎先生提出以“国粹”激发民族自信，增进爱国热情。他认为“国粹”若亡，人就不能知道自己的历史，那么人与犬马无异，人如果没有自觉，就会被他人所欺压而不能自存；民族如果没有自觉，就会被其他民族所欺压而不能自存。他所提倡的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而是要让人爱惜汉族的历史。他认为欧化主义者之所以觉得中国人比西洋人相差甚远，而自暴自弃的认为中国必定会灭亡、黄种必定被剿绝，是因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而觉得中国文化“别无可爱”，以至于“爱国爱种”的心日益衰薄，最终认为只有欧化才可以拯救中国。如果让欧化主义者了解中国的历史，必定能激发他们“爱国爱种”的心，增强对于民族的自信。所以，太炎先生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太炎先生认为争取民族独立，需要以研求国粹为主，而国粹则必须以历史为主。如何由历史以通国粹？如前所述，太炎先生认为广义的历史（即“国粹”）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但特别强调“惟语言、历史为亟”，这里的历史则是指狭义的历史，即史书、史籍，他认为史书是民族主义的依托所在。而民族主义像稼穑一样，需要不断地依靠史籍所载的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为之灌溉，才能蔚然以兴。语言之所以重要，太炎先生认为是“国故之本”，是研究国故的基础，“以为学问之道，不当但求文字。文字用表语言，当进而求之语言。语言有所起，人仁天颠，义率有缘。”同时太炎先生也是为了论证中国各地的方言都蜕变自中国的古语，他在《新方言》中就说：“今之殊言，不违姬、汉，既陟升于皇之赫戏,案以临瞻故国,其恻怆可知也。”因此，中国的语言出于同源，民族出于同源，以此激发民族的自觉。
章太炎极力反对西化，提倡国粹，其深层原因在于民族主义思想蕴含于国粹之中，只有通过国粹树立民族的自信，才能激发民族主义的思想，才能立足于传统去重构中国文化。
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章太炎毕生致力于“光复中华，振兴学术”，所涉猎的范围极广，如语言文字学、文学、史学、经学、诸子学及佛学等，现撮要进行介绍，以见其对中国文化之贡献：
语言文字学。语言文字学演变自传统的“小学”，太炎先生的学术出自乾嘉戴震一系，秉承清初顾炎武所提出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学方法，所以，对语言文字学特别重视。太炎先生认为小学是“国故之本，王教之端”，“小学”同史学一样，是倡导“国粹”的重要内容，也是他所说广义的历史中三要之一，因此，“小学”也与太炎先生倡导民族主义紧密相连。太炎先生在语言文字上的贡献体现在《文始》、《小学答问》、《新方言》和《国故论衡》中：《文始》探讨语言文字的本源及形声的流变，是近代第一部汉语语源的著作；《小学答问》则为回答弟子关于小学的疑问而作，以《说文解字》为基础探明本字、借字的流变；《新方言》则是探究各地方言的本源及其不同时期的流变；《国故论衡》的上卷则被视为“语言文字学的总纲”。此外，中国第一套注音符号也是创自太炎先生。
文学。宋衡曾称赞太炎先生的文章是“天下第一”，他中年以后倡导文学复古，认为意大利的中兴，以文学复古为先导，中国文化的复兴，同样也应该以文学为先导。他提倡的复古，不是越古越好，而是提倡魏、晋时期的文章，他认为魏、晋的文章“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反映太炎先生所倡导的平实、逻辑性强、简明和富于说理的文风，而这正与革命时期太炎先生的文章相契合，所以鲁迅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史学。太炎先生倡导民族主义，认为历史是民族主义的寄托所在，所以对史学尤为重视。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太炎先生秉承乾嘉以来“精研故训，博考事实”的为学宗旨，主张研究历史应当实事求是，不可牵强附会以“干禄”。其次，在研究范畴上，他在《自述学术次第》中就指出当时的史学研究过分拘泥于地理和制度，并提出应当加强“姓氏之学”、“刑法之学”、“食货之学”、“乐律之学”的研究，认为这四门都是“实事求是之学，不能以空言淆乱者”。再次，对于近代学校的文科教育，他认为必须加强史学教育，而且不能仅靠课堂讲授，还要研习史书，这样才能避免“尚文辞而忽事实”、“因疏陋而疑伪造”、“详远古而略近代”、“审边塞而遗内治”、“重文学而轻政事”的弊端。最后，太炎先生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也是为人所瞩目的，侯外庐先生称他为“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特别是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更是“辟除榛莽”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文字狱”说则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经典范式之一，甚至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论述也是启发自他的《清儒》篇。
经学及诸子学。经学和诸子学是传统学术的两端，六经原非儒家所独有，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六经成为儒家经典、孔子日益神圣化，而诸子则日渐居于异端的地位，宋以后更甚。针对康有为借今文经学鼓吹变法，太炎先生则以经古文学家的立场进行驳斥，并接续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提出六经在古代为官书，因史官掌之，所以也是史书。随着六经的历史文献化，章太炎也将孔子从“改制圣王”还原为史家和教育家。在剥去儒家经典和孔子独尊的地位的同时，太炎先生致力于诸子学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学术源于先秦诸子，儒家只是诸子之一，而诸子学说相对“独尊儒术”后的中国学术，无“援引攀附”之弊，而且能各自独立，成一家之言。通过将诸子的学说与儒学相互阐发，使儒学回归本真，诸子与其对等。太炎先生对诸子学的倡导与其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密切相关，他认为各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在学习西方时，不可将一切中国传统文化加以“轻鄙”，仍然应当立足传统，如“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不可委心中国也”。
此外，太炎先生在佛学上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提出“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这里说的宗教就是佛教。他认为佛教提倡平等有助培养坚定的革命信念；道德是民族的根本，“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恨极”，而佛教“一切以利益众生为念”，除了可以培养社会道德外，更重要的是培养革命者的道德。在学术上，太炎先生将佛学和西方哲学、老庄玄学融合，其中《齐物论释》就是以佛释庄的著作，梁启超称为“石破天惊”之作。
章太炎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既不盲从西化，也不固守传统，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选择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中契合中国传统的内容，以此来改造中国文化，这在中西文化密切交流的当代更具有借鉴意义。他在语言文字学、文学、史学、经学、诸子学及佛学等诸多方面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也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太炎先生所提出的学人为学应当实事求是，而不借学术以谋求私利，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