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平, 阳德华
100年前, 即1905年9月2日, 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 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P.5392) 在中国威赫赫、凛凛然地运行了1300多年科举制度就此戛然而止, 一道人类文明史上的制度奇观在内外交困中黯然拉上了历史的帷幕。在千百年的历史行程中, 科举制以其特有的法力导演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夜看尽长安花，洋溢着金榜题名的扬眉吐气; 而鬓毛如雪心如死, 犹作长安下第人却渗透了名落孙山的悲苦和绝望。正是在这对人生或喜或悲的宰制中, 科举制形成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民族的文化 心理结构。虽然已废止百年, 但因为这些结构性的存在, 科举制可谓薪尽火传, 于今甚而有光复旧物之势。科举作为中国古代一种以考促学的国家考试制度, 对教育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教育是直接相关的, 而废除科举制度后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在获得大发展的同时, 也遭遇了诸多困境, 可谓是利弊兼得, 且在很多方面是利弊相依的。
一、清末科举制度废除的主要成因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作用最大的一种考试制度和选官制度。它始于隋, 完备于唐宋, 衰落于明清, 终于在清末光绪年间被废除。在封建社会上升发展时期, 科举制度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 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政治结构的稳定。但由于其本身的封建主义属性, 科举制度在明清时期经过短暂的鼎盛发展期之后已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 成了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的障碍, 成了阻碍中国社会顺应历史要求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封建王朝行将就木时寿终正寝。
(一)科举制度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阻碍了其自身改革
科举考试是为封建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而建立的官吏选拔制度, 它无法超越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 因而必然包含着保守、封闭、僵化、驯服、官本位等封建消极因素。到了明清时期, 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衰败, 这些消极因素就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破坏力。近代中国严重的内忧外患日益暴露出通过科举考试所选拔的人才无裨国用, 士子们所学的儒家经义不能救国。鸦片战争后, 与西方入侵同时俱来的是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西学的进步, 使通过科举制度所反映和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显得陈旧与落后, 从而对科举制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当时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 国家正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外患日逞, 西学东渐, 昔日占毕时艺, 不足以有为, 时风所趋, 如潮水然, 有不得不改革之势, 旧学不足以有为。[2](P.247)由此可见, 科举制度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而铲除腐败, 吐故纳新, 不断进行自身改革, 所以最终被历史浪潮所湮没。
(二)科举考试内容与文体的僵化使其走向了极端
从唐代开始, 贴经、经义、墨义等儒家经文考试就成为科举的主要考试内容。宋朝科举考试的内容经过变革, 经义成绩几乎成为决定考生是否被录用的最终依据。明末清初的科举, 更是发展到非圣人之言不言, 非经中之语不用的地步。因而科举考试选拔出的驯服、愚忠的官史, 与社会历史发展所要求的开放、革新精神是格格不入的。[3](P.79~80)另则, 考试文体形式也走向极端, 并且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明代科举虽沿用唐宋旧制, 而试士之法却大有变更, 最突出的是自明宪宗成化年间开始盛行的八股取士制度。这一特殊文体制度对明清的教育与学风产生了极大影响。破题、承题、起讲、领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成为考试文体的定制, 非八股文章一概不录。更甚者, 连有文字笔画错误的好文章也不能录取。例如, 清道光年间龚自珍在殿试、朝考两次答卷都压倒众人, 却阅卷诸公皆大惊, 而卒因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清初顾炎武曾痛心疾首地说: 八股之害, 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 有甚于咸阳之郊, 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4](P.199~215)
(三)官僚政治的腐败导致了科举考试的监督不力和舞弊成风现象
明清时期科场舞弊现象日益严重, 已成为社会的一大流弊。据史料记载: 咸丰八年顺天乡试,已授刑部主事罗鸿祀等人勾通房考官浦安、主考官大学士柏俊的家人靳祥串通作弊, 考中举人, 被御史孟传金查实参劾。咸丰帝亲派大臣出题对罗氏进行重考, 结果罗氏诗文拙劣, 谬误百出, 遭到训斥。咸丰帝又派人对已经录取的试卷进行复勘, 结果又查出50份试卷须重新评议。[5](P.274) 这就是晚清史上有名的戊午科场案。由于封建王朝的专制集权管理而无法建立起有效、民主的监督机制,导致科场舞弊之风盛行, 许多有才华的学子, 即使具有满腔报国热情, 也只能望考兴叹。
二、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影响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 中国近现代教育正式开始。然而, 数千年的教育传统和心态不可能在顷刻间随之烟消云散。因此, 作为存在已上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 既有其精华的部分, 又含有糟粕的成分, 我们应辩证地去认识它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影响。
(一)以利弊观为视角认识科举制度废除后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影响
废科举对教育的影响可谓是利弊兼得。从利的方面看,废科举使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带来了女学的兴起;从弊的方面看,废科举使得教育的普及失去了制度的推动与保障,并造成新式教育的贵族化倾向。
首先, 科举制度的废除对高等教育近代化与女学兴盛产生了推动作用。有学者认为, 虽然早在19世纪中期开始, 中国即已兴起了新式高等教育,但在科举废止前, 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的步伐一直十分缓慢。这是由于科举不仅是传统高等教育的重心所在, 而且还极大地制约着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因此,科举改革事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变革之全局。科举存废成为新旧高等教育转化的关键所在。废除科举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新学制迅速推广,近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 留学教育迅速发展, 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和课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6]废科举所带来的另一个有利影响是女学的兴起。作为社会的半边天,女性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女性接受教育则是反映其社会地位高下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平等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废除科举制度后的1907年, 清政府又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章程的颁布,标志着清政府已正式承认女学堂的合法性,女子教育也被正式纳入学校系统, 这为女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女学从此便蓬勃地开展起来, 且层次不断提升。[7](P.114)据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1905年为8277所,1906年为19830所,1907年为35913所,1908年为43088所,1909年则已高达52348所; 学生总数也逐年递增,1905年以前最多不过258873人(不含军事、教会学堂),1907年达到1024988人,1909年达到1638844人,1912年跃升为2933387人,几乎是1905 年的12倍。学堂和学生数的增长中便有女学的贡献。截至1907年,全国共有女子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6人(据5光绪三十三年分学部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6统计)。到1909年, 全国已有在校女生78376人。[8](PP. 649~650)
其次, 科举制度的废除对教育的普及与学堂对教育的促学力有所减弱。科举被废后, 虽然新式教育大兴, 学堂数和学生数猛增, 但其普及教育之功非但远不及科举, 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还严重阻碍了教育的普及。1905年后, 学堂的绝对数量虽有惊人增长, 但对于当时有着4亿人口的中国, 仍是杯水车薪。据估计, 1906 年, 中国应受学之人约1亿, 其中学龄儿童至少5000万, 而实际就学率仅为6%。在兴学成绩斐然的直隶, 1903年至1908年, 学生数从6000人增加到18万余人, 以平均每年5% 的速度增长, 但相对于570 万学龄儿童,1908年直隶的就学率仍只有3. 2%。据罗斯基的研究, 1880年清代识字率男性为30~ 45%, 女性为2~ 10%, 平均识字率在20% 左右, 这一比率不亚于英国和日本在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但从1895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 全国平均识字率却一直在下降(直到1930年代, 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7% ), 以至于梁启超曾在1915年批评新政时说, 20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9](P.13)另则, 学堂对教育的促学力远不及科举。邓嗣禹在对科举罢废前后的向学之风进行对照后认为: 自罢科举后, 中大学毕业, 无噉饭之所, 于是纨绔子弟, 终日逸游, 贫困之士, 有志莫逮。甚至平民义务学校, 免费供膳, 犹辞不入。强迫教育之今日盛, 反不若科举时代能使人力争向上也。[10](P.398 )促学力的下降, 盖因科举功名观念影响的余力尚大, 使新学堂的毕业生在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上还远不能和科举功名获得者相比。再则, 科举的苛严竞争已深入民心, 对传统教育深为迷恋的时人自然对清末处于混乱状态的新式学堂嗤之以鼻。因而, 在废止科举前后, 清廷为促进学堂的发展, 不得不出台了一些甚为奇怪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依学生等级高下和程度优劣, 分别实行科举虚拟和职官实授的双重褒奖, 直到宣统三年, 各学堂的实官奖励政策才被停罢。这种以科举功名和出身奖励学堂毕业生的做法, 其实质是新式学堂教育与传统科举教育之间的一种妥协, 同时也说明在科举被废之初, 其对教育的促学力仍远大于已然蓬勃发展的学堂, 亦反衬出废科举对教育普及的消极影响。[11]
(二)以对比发展观为视角认识科举制度废除后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影响
近代教育的发展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科举制度的废除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然而其具体形制大多已被遗忘, 但其基因仍存于新的教育体制中。科举制度废除后, 人们深刻反省了传统教育对统治权力的依附, 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中国近代教育应有的目标。科举制度的废除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这一转变实质上是一个由选拔少数道德文化精英从政的制度, 向一个普及全民教育, 广泛实施专业技术训练的制度的转变。[12](P.21~32)
与废除科举对应的是提倡新学(即西学), 并试图效法西方的民主政治和选举制度。在此后的洋务运动时代、民国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 中国经历了效法日德、崇拜英美、学习苏联、全面开放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思潮和改革实践。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单一的教育目标, 被极大拓展了,士农工商都可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在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 在列强分割和亡国灭种的危机感逼迫之下, 在全面社会改革的阵痛之中, 中国的教育和人才制度在艰难探索着。
近代教育与科举制度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是面向大众的、全面的教育。当然, 回顾历史并不是为了复古, 而是为了古为今用或者说是以史为鉴。那么, 我们不妨在比较中来打量一下现代教育。在培养目标上, 现代教育培养的是各级各类的专门人才, 既有科技人才, 又有政治人才; 科举制度造就的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政治型通才。在教育内容上, 现代教育既有社会科学知识, 又有自然科学知识; 科举制度偏重于人文教育, 伦理代替论理,囿于四书五经、子曰书云。在教育对象上, 现代教育是一种面向全民的国民教育, 旨在提高国民素质, 使人人具有普通的知识技能, 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科举制度是一种淘汰型的精英教育, 旨在选拔官吏供国家任使, 养成圣贤兼济天下, 读书人一旦落第或不能登上仕途, 就只能靠卖字画、开私塾糊口。一言以蔽之, 现代教育与科举制度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是面向大众的、全面的教育。诚然, 从私塾到学校, 从教书先生到人民教师, 从平平仄仄到文史数理化, 过去的100年间, 中国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读书, 不再是一小部分人的专利,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素质; 高等教育也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时代。[13](P.41 ~46)
三、科举制度废除后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影响的重新反思
废除科举制度的主要动机是发展近现代教育,但遗留的科举心理却在科举制度废除的百年里, 渗透到了近现代教育的体系中。废除科举并没有为现代教育清空场地, 在科举废墟上建立的近现代教育制度, 总有科举的影子。废除科举打破了儒学的一统天下, 使旧的教育制度解体。但是, 近现代教育体系在制度上的确立, 并不能保证心理上的纯粹。科举情绪仍以应试教育的形式, 置换性地表现在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中。以中考、高考、考研等各类升学考试及以重点中学、大学、重点大学等构成的庞大应试教育体系与等级教育网络正在有条不紊地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提供社会晋升流动的机会, 犹如当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当时为发展近现代教育而废除科举制度, 但遗憾的是科举废除之后, 现代中国还是没有建立起一种全新的、规范合理、公平公正的选官制度。科举作为一种选官制度, 它至少在原则上主张与实践让知识和道德为权力提供合法性。而在科举制度被废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 除了暴力与阴谋外, 没有什么能为权力提供合法性的依据。也正因为如此, 曾有人怀疑改良科举比废除科举所起到的效果更好。因为西方的现代选举政治与官僚政治分立, 官僚遴选的所谓考选制, 最初也是在中国科举制度影响下创立的。[14]综上所述, 在科举制度废除百年后的今天, 无论从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方面, 还是从为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影响方面来说, 总结科举制度的千秋功过, 反思废除科举制度的利弊得失, 都将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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