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23日凌晨3时18分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病逝，享年91岁。
李光耀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10月版）中，谈到“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中，李光耀谈到了很多关于他的问题，比如，他是一个介于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人，他最崇拜的领导人是戴高乐、邓小平、温斯顿•丘吉尔。
您对于战略思维与决策的态度是什么？
也许按照欧洲的标准，我是一个介于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人。我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我倡导机会均等，努力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最好的发展；另一方面，我还有一定的悲悯之心，希望失败的人不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我想让制度以最高的效率运作，但同时考虑到那些现状不佳的人，因为他们的自然条件没有提供给他们足够多的资源，或者他们本身缺乏努力奋斗的条件……我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说：好吧，什么才是最佳解决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
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都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与绅士有些类似……这意味着不要做邪恶的事，努力做善事，孝顺父母，忠于妻子，好好抚养孩子，善待朋友，这样他就是忠于皇帝的好公民……儒家内在的哲学观念认为如果想要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运作，你就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利益。这是与美国文化的主要差别所在，因为美国文化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
在外出旅行和访问期间，我会注意观察一个社会、一个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会思考为什么它们运作得好……人的思想不只来自阅读，你可以从书本中获取，但如果你不把书本知识同自己的情况结合起来，书本知识就无用武之地。我自己经常会把读到的东西同自身情况结合起来……同博学多才的人展开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一定不要忽略，我认为这比单纯孜孜不倦地阅读文献强得多。因为通过短暂的交流，你就能萃取对方的知识和对方的思想精华。
新加坡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是偶然的。每一个有可能出错的事情，我们都竭力避免，因此，我们才能实现今天的成功，才能拥有巨额储备。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储备，当我们遇到麻烦时，就一无所有了。我们有一个良性运作的制度，这个制度需要我们投入智慧和专业技能。新加坡的人才来自很多国家，他们从事金融服务业、制造业、旅游业以及其他经济活动。新加坡的模式是无法轻易复制的，我认为这是我做出的最大贡献，也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是什么样的个人经历和职业经历塑造了您的态度？
我的思想源自于我的性格……还有我的一些生活经历。当你的整个世界轰然坍塌时，你就会遇到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出乎意料的情况。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如果日本军队没有在1942年发动侵略，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统治或许会再持续1 000年，但事实上在1942 年就终结了。我从来没想过日本人会征服新加坡、把英国人赶出去，但他们确实做到了，还用残暴的方式对待我们，包括我本人也遭受过日本人的虐待……在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前，我就深刻地知道了什么是权力。日本人表明了这一点，英国人却没有。当时大英帝国快要走到尽头，在技术、商业和知识领域都占有主导地位，已经没有必要使用残暴的武力了。他们只是在1868 年动用印度的犯人劳工们在山上修建了这座巨大的政府办公楼，以此统治人民……我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管理人民，也见识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
日本人对新加坡的侵略给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因为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我还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先是英国人在这里，他们是固有的、完全意义上的主人，而之后日本人来了，我们一直奚落日本人是矮胖、短视和斜眼。
当我和在内阁中担任高级职务的同事们回首早年治理新加坡的忙碌岁月时，我们都意识到充满磨难的学生时代使我们受益良多。我们遇到了街头恶霸，如果我们没有体验过这种磨难，那么我们就会被打到。如果我们从未感受过忧患，就像一条狗被圈养在篱笆后面的小屋里那样安全无忧，那么当我们身处危险重重的车流中就会被碾压而亡……现在年龄在40 岁以上的一整代新加坡人都曾经上过这堂充满磨难的政治课……我们的孩子没有经历过那种残暴侵略下的艰难岁月，较年轻的一代部长们也没有过这些经历。激烈的斗争造就了老一辈的部长们，我们中间那些身体虚弱、行动缓慢或者容易紧张的人就成为早期的牺牲品。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就是在达尔文所谓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幸存下来的人，我们都有强烈的生存本能。
自1973 年以来，我学到了什么呢？我学到了一些关于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更加基本的、永恒的道理，学到了如何让人类和人类社会实现更好的发展，学到了倒退和崩溃的风险是永远存在的……我意识到了一个文明社会是何等脆弱……我还明白了个人成就的重要意义。在50 多岁、将近60 岁时，我意识到，同知识、道德和精神上的满足相比，尘世的一切荣耀与成功都是转瞬即逝的，一切感官上的愉悦和快乐都是短暂的……我不禁开始怀疑我所拥有的东西中有多少是先天决定的，又有多少是后天培养的。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艰难抗争的考验，我会与现在的自己有所不同吗？做出了一个个生死攸关的抉择，经历了一次次重大的危机，我的眼光、雄心和辨别轻重缓急的能力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相信这种变化将对我产生深远的影响。也许所谓的“硬件”（即我的身体、精神和情绪）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我的“软件”（也就是我对上帝、荣耀或金钱的看法）已经受到了人生阅历的深刻影响。换句话说，无论“硬件”（由先天决定）多么好，没有“软件”（靠后天培养），“硬件”也不会有多大的用武之地。
什么战略范式塑造了这种态度？
逻辑与推理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最终检验。
严峻的考验是成绩，而不是承诺。数百万无依无靠的亚洲人不关心也不想知道什么理论，他们只想过好一点儿的日子，他们想要一个更加平等、公正的社会。
如果我们要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就必须找到实际的办法，解决增长与发展问题，而不是寻找这种或那种理论。这也符合理智的要求。
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相反，我会问：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决方案之后发现某个方案切实可行，那么我就会努力找出这个解决方案背后的原则。因此，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如果我面对一个困难、一个重大问题或者一系列相互冲突的事情，而初步解决方案行不通，那么我就会先看看是否存在备选方案。我会选择一个成功概率比较大的方案，但如果它以失败告终，我还有其他方案，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们不是理论家，不会搞理论崇拜。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人们要找工作、要挣钱、要买食物、要买衣服、要买房、要抚养孩子……我们可能读到过什么理论，也许半信半疑，但我们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如果一个方案行得通，我们就实施，这样才有了新加坡今天的经济。面对一个理论，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它可行吗？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吗？当年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之一就是跨国公司压榨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会把一个国家压榨干净……我认为，既然廉价劳动力闲置，那么如果跨国公司想利用，为什么不行呢？我们可以从跨国公司那里学习先进经验，没有它们，我们可能永远都学不到这些……发展经济学派认为这是压榨，而我们的经历就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我们只是脚踏实地，绝非故意给高深的理论原则挑刺。
金大中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命运中的民主”（democracy is our desting）的文章，他们让他写了一篇文章反驳我同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的对话，他们希望我做出回应。我认为这没必要，金大中的论断过于自信。哪里能找到具体的例子证明他们说的事情会成为现实？如果肯定会成为现实，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激动？他们恼羞成怒并竭力反驳我，这一点恰恰说明他们对自己的观点缺乏坚定的信念，不确信自己的预言能否变成现实……如果历史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即如果历史表明自由的民主制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请忽略我吧，不要宣传我，可以吗？我认为，一个理论不会因为听起来悦耳或者看起来符合逻辑就一定具有现实可行性。一个理论最终还是要放到生活中检验，也就是要看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什么，要看能给一个社会中的人民带来什么。
我认为美国的制度不一定是理想的或者适用的。我注意到英国人一直在试图模仿美国人……盲目效仿美国制度的人认为，只要美国官员开始披露秘密，那么这种行为就应该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行为表明你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有任何部长或法庭压制真相，你就有义务将其捅给反对派。这种想法是否合理呢？这还是新事物，还没有得到实践证明。如果你损害了社会基础，就会给下一代或者更下一代人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有两种制度摆在你面前，一种是得到实践检验的，另一种是尚未被检验的，而我又是保守派，我肯定会选择前者，至于后者是否可行，为什么不留给其他人、让他们证明呢？如果一种制度能推动科技事业大繁荣、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能解决社会问题，如果因为害怕引起争议而放弃这种制度，那就是非常愚蠢的行为……最终的证据是它能给社会带来什么。
一个成功的领导人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革命的环境造就的是铁血、铁腕的领导人，而和平的环境造就的是能许诺给人民舒适生活的领导人。
根据我对各国人民和领导人经验主义式的观察，我相信一个人的能力、癖好和性情中有70%~80%的成分都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也就是说，你出生的那一天就已经被决定了70%。如果你原本就是有能力的人，那么你就会成长为有能力的人；如果你原本就是行动缓慢的人，那么你就会成长为行动缓慢的人。这些是注定的，什么都改变不了……美国人的书本上说，人可以通过培训成长为领导人，我持反对意见，我认为领导才能是先天因素决定的。你可以把一个人教成经理人，但不能培养成领导人。他们必须有非凡的动力、非凡的才智和非凡的毅力以及敢于征服一切的意志力。
做领导人是难度很大的工作，尤其是做政治领导人，而做首席执行官或军队将领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你不用费尽心思争取那些对你说“不”的人。如果你是政治领导人，在你参与竞选活动时，你的选民完全可以不听你讲话。当你的竞选活动结束时，必须让选民相信你能给他们带来某些好处，让他们相信你能做到，这样他们才会投你的票。这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技能。只有当你拥有本能、对人民拥有天然的兴趣并且希望为他们做一些让他们能感觉到的实事，你才能培养出这些技能。如果你没有这些天生的素质，只是希望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人，那么还是试试其他职业吧。
40 年间，我一直在努力遴选合适的人才担任重要职务……我见过很多制度，同很多首席执行官交谈过……我断定在所有制度中，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的制度是最好的。壳牌的人才评估系统把人的特质归结为三种：强大的分析能力，合理把握事实的能力，以及善于总结原则并关注基本事实的能力。壳牌把它们称为一个人的“直升机素质”，既能从宏观的角度鸟瞰事情和问题，又能确认关键细节，调整焦距对症下药。你可能在数学考试中得分很高，你数学学得好，但这还不够……他们必须了解现实情况，必须明确地知道什么事情有可能实现、什么事情没有可能实现。但如果你只知道关注现实，就会变得平庸和碌碌无为，你就会失败。因此，你必须有超越现实的能力，并且说“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你要有超群的想象力。
如果你不希望出现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状态，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实现自我延续的权力架构。人应该是平等的，但从来都没平等过。有的人能做得多一点儿，有的人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如何才能预料到这些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呢？问题就在于，人类无法评估所谓的“性格”……很多非常聪慧的人都没有为自己的同胞做出贡献，这令人很惊讶。正是这种无法确定的、无法衡量的品质，即性格，再加上你的心智能力、知识以及纪律构成了领导力……在完善的社会中，遴选领导人的范围非常广，他们都上过大学，如果一个人系统地接受过某个学科的训练，了解所有基本的准则，了解历史与人类经验，然后担任领导人，那就更好了。
领导人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最常犯的错误有哪些？
有时，他们会沦为傲慢与过度自信的牺牲品，有时，他们会在变革契机到来时与这种契机失之交臂
您最崇拜哪些领导人？为什么？
戴高乐、邓小平、温斯顿?丘吉尔。崇拜戴高乐是因为他有巨大的魄力。他的国家被占领了，他是个一星的将军，而且他代表法国……当英国人、美国人收复北非时，他前往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尔，他在那里看到一位四星的法国将军。于是戴高乐说：“吉罗，你是一位法国将军，为什么还要让外面的美国士兵保护你？”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他有勇气、有魄力。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引领贫困的中国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的老路。我崇拜丘吉尔是因为当时换成其他人可能就放弃了，但他说：“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田野里、在街巷里作战，我们永不投降。”在自己的军队吃了败仗的情况下能说出这种绝不向德国人投降的话是需要巨大意志力、勇气和决心的。如果你问美国人他们崇拜谁，他们会说罗斯福。但罗斯福手中掌握着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
在我的内阁同事中，吴庆瑞对新加坡的发展影响最大。他心胸宽广，性格坚毅。如果他与我意见不合，就会挑战我的决定，让我重新思考一下做出决定的前提条件。这样一来，我们就为新加坡做出了更好的决策。在危机中，他的分析通常很敏锐、务实和客观，他在面对难题时敢作敢为的态度鼓励我尝试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他是一位解决问题的高手。我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这样我们一起制定的政策就能得到执行……他谙熟国防事务，熟读战略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包括孙子、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等人的著作。他订阅了军事杂志，以了解最新的武器发展状况。他送给我一些书和文章，上面有很多标注和个人想法，他坚持认为在我做出决策之前必须了解自己批准的事情。
您希望自己如何被后人铭记？
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铭记。首先，我不会把自己归入政治家的行列。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我脚踏实地地做事。我会坚持不懈，直至成功。没有别的了……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政治家的人都需要看心理医生。
别人会以什么方式铭记我，我认为我决定不了。生活中，我只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从来不想搞政治。我想做律师，过上好日子，做一个好的顾问，但由于发生了一系列政治震荡，我无奈之下只有搞政治了。所以我肩负着很大的责任，我要负责让国家正常运转……我能做的只是确保当我离开时，各种制度还是好的、健全的、清廉的、高效的，确保现有的政府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搜罗高素质的下届政府人选。
我并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高尚的目的。我必须做一些令人不悦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经审判就关起来。要盖棺定论，到那时你们再评价我。在闭眼之前，我可能还会做些这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