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第十一期探讨“经典阅读与现代社会”
景海峰
景海峰：要把经典变成现实中可受用的源泉
何谓经典？讲座伊始，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开门见山地对“经典”一词作出细致的解释。在他看来，可能每个现代学者对“经典”的理解都是有差异的。而由于学科不同，文学家和哲学家，或者某一个宗教，他们对经典的理解差异也都非常大。
不同时代，都可从经典里解读出新意义。
按景海峰的理解，“经典”大概具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经典是“流传物”，经典绝对是活的东西，如果只是在历史上存在过，后来失传或者被发掘出来的东西，它没有对文化的脉流产生实际影响，在历史上没有产生相应的效能，这可能就不叫经典，尽管它是古老的。景海峰说：“经典必须是传承性的、源源不绝的，我们在每个时段或长或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它总会闪光发亮，对时代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流行或‘流传物’这个意思很重要。今天这个时代，各种思想都很活跃，图书的种类非常多，有些可能是很流行的，但几年或者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人再去关注它，这就没有可继承性和流传性，这些东西是不可能成为经典的。”
第二，经典必须是在一个文化脉络或者一个文化系统里面具有核心的价值和意义，包括一些基本的观念和思想，体现一些基本的价值。它相当于是一个活的思想源头，人们在不同的时代、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从这些文本里解读出一些新的意义，这对经典来讲也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第三，在经典认定上可能有不同的尺度，在过去比较封闭的文化系统里面，要想成为经典，成为一种具有某种神圣性的文本，其条件是非常严苛的，不是说随便一个人写的东西都能具有经典的地位。景海峰说，最早的文本形式，它实际上是和某种神启、天启那样一种非人类的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与超越性意义或价值相关联的东西，才有可能把它放在经典的序列里。但在现代文化形态之下，人们的意识开放度大为改变，在此状况下，可能对经典的理解就慢慢有点“去神圣化”了，不会把经典看得那么典范、那么严苛，可能稍微有一些凝聚性力量或者有价值意味的东西，人们都乐于将之视为一种经典。我们现在所讲的经典，可能是一个更宽泛的理解，古今中外的一些名著都会被冠以经典之名，所以在对经典的理解上，不同时代的尺度要有所区分。
景海峰表示，此次“南书房夜话”第二季要讲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实际上是在一个非常严格的尺度上确立起来的文本，不是随便哪本书就可以被列入到该序列之中，故这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经典”含义。“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中，比如中国人讲的经典可能跟某些文明形态，像以宗教为基础的一些文明形态所讲的经典，内涵可能是很不一样的。另外，经典随着不同时代的变迁，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之下，可能它的解释都会有一些差别。”景海峰说。
阅读经典，也要持有一种批判性眼光。
那么在现代社会，阅读经典的缘由和意义何在？景海峰认为，就儒家的经典来讲，或者就“四书五经”来讲，它实际上是一个源远流长、不断积累的过程，尤其是上古时代的文献与典册的累积，和我们今天的写作或一个作家的作品有很大的差别，它是各种对生活经验总结的积聚，是对自然、人生的很多理解的一种归纳，所以这种文本往往有一个很漫长的形成过程，不是说在一时或经一人之手就可以确定下来的。他强调，经的意义从原初文本来看，它是简略的和有限的，事实上可能没有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高大和权威。“这种高大形象和权威地位是历史上不断叙述、不断塑造的结果。经过几千年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些文本都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好像任何东西都可以跟这些文本联系起来，这种连接性本身就是历史叙述不断累加的结果。”
景海峰也指出，最初的经典可能是意义有限的，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好像把所有的真理、所有未来人类社会遇到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好像是一剂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这可能就有点把经典神秘化了。实际上经典文本有时候也是非常具体的，当然有些可能是普遍的抽象的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或者对人类文明的任何时代可能都会有价值、有意义；但有很多内容是跟历史情景、跟具体性关联在一起的，既然是跟历史情景关联在一起，就有其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经典的意义和价值就有一个需要扩大的现实要求。“为了借重经典的权威，历史上的‘经’就有一个不断‘扩容’的现象，从‘五经’到‘七经’、再到‘九经’，‘十一经’，最后是定型于‘十三经’，这就是把‘传’和‘记’等比较晚出的文本，也都搜罗在‘经’里面。后来甚至有仿造之举，也就是‘拟经’，汉人就开始这样做，后来到了宋明时代，仍有很多人仿照，当然我们说这种形式往往有很大的问题，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在景海峰看来，到了今天，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时代。怎样从经典里吸收我们当今所需要的思想养分，对这个时代的人而言，无疑又是一个挑战。这也就是经典与社会生活或现代重新结合的要求。“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做新的理解，不断地解释，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去充分吸收的一种方式。”景海峰说，比如“四书五经”在历史上作为科举的考试文本，这是一种制度安排，需要硬着头皮去应对，但这种情况在今天已不复存在。今天我们对经典文本，一方面要尊重历史的成果，对圣人、先贤持有一种尊敬之情，一种充分同情理解的前提；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像古人一样，带有盲从或“不理解也要执行”的态度去面对这些文本。因为我们毕竟是在现代社会，都是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现代人，跟古典的文化氛围中的价值要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经典固然重要，但我们阅读经典也要持有一种批判性的眼光，我们要把经典的一些原理和经典里的具体性，跟我们生命的感受、跟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所遇到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要有一种切己感，而不是将经典只看做是一种文字上的问题。实际上需要把它放在我们现实生活的真实体味与场景里来言说和理解那些道理。”景海峰强调，今天我们学习经典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是不加区别，或者缺乏一种现代的意识和眼光，只是去死记硬背文句，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一定要把经典变成现实中活的、可受用的源泉，这样去读那些书，才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王绍培
王绍培：“文化自信”是一种重要的经典阅读心态
在当天的讲座中，谈及阅读经典的心态时，主持人王绍培提出，拥有“文化自信”是阅读古代经典的一种很重要的心态。他认为，当拥有文化自信的心态，才能在阅读轴心时代诞生的经典时不是出于一种完全的“高山仰止”，而是可以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去观看、学习。“因为那个时代的人没有我们后来人所具有的如此宽广的视野，事实上可能还没有我们拥有这么多的智慧，我们应该具有这样一种自信，才能够很好地吸纳当时的经典。”
互动环节中，不少读者都踊跃提出问题，积极向嘉宾学者请教。
有读者问及进入现代化之后，我们读经典的方式发生了变化，那么如何还能够保持住经典，王绍培则答曰：“无论是用纸质书读经典，还是用手机读经典，这种形式的变化其实是无所谓的，因为我们重要的还是要把握住精神。”
还有读者问到，为什么儒家经典或中国古代的经典没有产生出类似西方的现代科学民主价值？景海峰笑称，这个经常碰见的话题实际上有点像“‘李约瑟难题’的一种变异”。在他看来，这种追问有一个基点，就是在中西比较的架构下，用西方的原点作为一个坐标，将其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先做一个设定并作为坐标，然后再来反观中国传统的体系，进而否定自身文化的意义。这种思维方式实际是“五四”情结的一种延续。
“过去把西方的很多东西，甚至是有限的、具体的东西，也视为是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存在，这在今天遭到很大的质疑。有些价值可能在100年前，或者在近代文化形态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普遍意义，是共有价值，所以我们中国人这10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地追求，并把它作为一个老师去模仿和学习。但在今天，这个问题开始有一些变化了，我们现在理解和认识的人类文明复杂度可能要比近代这种简单的坐标更加眼花缭乱，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认识和思考。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崛起之后可以任意变换坐标，甚至要以自己为中心，对西方的东西可以有一种挑剔或弃之不顾之意。”景海峰强调，至少这种坐标的眼界和理解的方式要有变化，而看问题和提问题的角度也应该有一些改变，不能还是五四时代的心态和水平。
问永宁
问永宁：重新解释经典回答现代社会问题
关于经典的概念，在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问永宁看来，经典应该有几个标志性因素：
第一，一本著作要成为经典，它必须在某一种文化或某一种宗教，甚至更宽泛地说，在某一个话题里具有源头性。“比如‘五经’在儒学的系统里，‘四书’在宋明理学的系统里，都承载着根本价值或核心理念，在时间上是最早的，它不一定是后来讲得最完善或者是论证最好的，但主要的问题意识和价值范围是由它提出来。”
第二，经典本身具有象征性。问永宁说，和某种文化或宗教里的标志性人物一样，比如当讲到汉族人，马上就想到炎黄，甚至不管是不是真正的历史；提到佛教，同样马上就想到释迦牟尼。而一讲到中国文化，立刻就想到孔孟老庄。“经典和象征性的人物共同成为文化、宗教的标志物，只不过经典是用文字表现出来，所以它事实上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并有划界的功能。”
经典是不断改变的
一方面，经典是不断改变的。那么哪些是经典？哪些不是经典？问永宁指出，当一批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或其宗教认同改变之后，他们对经典的选择常常就不一样。同一个宗教像佛教，比如华严宗推重的主要经典，跟禅宗对经典的编排顺序可能就很不一样。另一方面，经典不断被解释，经典本身作为象征物，讨论的根本问题可能变化不大，但对经典的解释的变化是很大的。“同样讲‘五经’，汉代人的解释和宋代以后的差别很大，经是没有变，但是讲出来的、想的东西其实已经变化了。所以我认为，从时间角度讲，经典的出现是早的；从价值层面讲，经典是提出了一些核心的问题，但对于核心问题，历代解释是有变化的。”
问永宁还讲到，中国古代不光是儒学有经典，“子书”如老庄的著作也同样经典。“中国古代讲四部分类，列在经部应该都可以算作经典，当然有些是后代对它的注释。较早的子部也应该算是经典；一些集部的和史部的著作，换个论域，如果讲历史，《史记》亦算是。但若是从儒学层面讲经典的话，《史记》则肯定不算。”问永宁强调，“就儒学而言，‘五经’应该是最重要的经典。等到宋明时期，话题转变，‘四书’与‘五经’则配套成为经典。”
拿经典做新解释
在问永宁看来，历史在变化，不同的时代要回答不同的问题，因其标志共同体的人物在变化，所以经典也是在变化的。他讲到，现在读经常会面对诸如“五经”和“四书”之中到底孰为重要的问题，“经典生存的土壤，是一种价值和生活方式，要回答现代社会的问题，可能还要重新解释，甚至寻找新经典。至于怎么转换和解释，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我们看见宗教界的人有一套做法，比如现在基督教就有一些人解释《论语》；伊斯兰教里的一些学者，则在‘五经’里找上帝的表达。儒教里的一些人，也是从‘五经’里找人格性的神。这种读经，显然是在回答现代社会的问题。还有一些从佛教或道教里解释环保，论证女性主义的，都是拿经典做新解释，再回答现在的问题。”
他认为，儒学的经典作为中国标志性的东西，影响最大，我们若要回答现代中国的问题，也得回头寻找新解释。问永宁说：“还有一些民间知识分子，他们读经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在走出去面对其他宗教，面对其他教徒的时候，他们要有一个身份，但身份从哪里寻找？他们正是从经典里找身份。所以我想经典将来一定是有生命的。”
“读经”与“读经典”存在差异
此外需要一提的是，在谈及读经和经典的关系时，问永宁认为“读经”与“读经典”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他表示，“读经典”看重的是学术的角度，要求理解准确、注释准确，关注文字的读法等，“这样是把经典当成一个外在的、客观的东西来研究。就像科举考试一样，都是注重其外在的客观价值。而‘读经’则强调生命有安顿，旨在求安身立命，它是另外的一种读法，这种读法不一定强调准确性，实际上强调的是其内在价值和宗教性的意义。经的另一种价值，是现代人所讲的身份认同、自我角色的整合等。”
那么读经有何用处？这是大家好奇的问题。问永宁说，读中文系或国学班的学生可能会做一个职业的研究者或当老师，他们可能要扮演两个角色，读经典的能力方面要加强，在知识方面要有权威性。但一般人读经是要“用”。因此他强调，研究国学的人，在读经时要关注时代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并具有现实关怀。
（来源：深圳新闻网-《深圳商报》2015-05-25.。作者：深圳商报记者-魏沛娜；通讯员-张森/文；深圳图书馆-陈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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