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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民国二年（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世凯死后被释放。民国六年（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14日病逝。
国学教家章太炎在救国道路上，秉持着“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的信念，曾多次举办国学讲习会以传播国学教育。他通过讲习会培养出了大批国学人才，其中有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黄侃、语言改革活动家钱玄同、教育家许寿裳、经学家吴承仕、教育家姚奠中、语言学家汤炳正、史学家朱希祖等。这些章门弟子不仅传续了章太炎渊博的国学知识，也继承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能不拘泥于旧见，敢于创新。显然，章氏国学教育方式之效用是明显的。
一、 目的明确，贯穿始终
章太炎开展国学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以国学提高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热情，从而保国、强国。在他眼中，国学经典对实现这一目的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苏州讲学时，标举先忧后乐之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之顾炎武以为倡；又举‘孝经’之继承民族传统，‘大学’之研究政学标的，‘儒行’之鼓励强毅坚贞，‘丧服’之巩固民族宗亲，以为教；而主要目的，则在继承保有文化，反抗敌人侵略，所谓‘范以四经，标以二贤’者也。”
章太炎希望通过国学教育达到以“用国粹激动种姓”之目的。所谓国粹“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在这一理念指导之下，他施行道德教育并贯穿其课堂教学的始终。他不仅传授治学之法，也颂扬为人之道，在教学中强调做“儒侠”，平生自制使自己不逾越“十五儒之域”。
国学课程安排体现其对国粹作用的重视。章氏国学讲习会四期学程分别为：
“第一期小学略说、经学、历史学、诸子、文学略说；
第二期说文、音学五书、诗经、书经、通鉴纪事本末、荀子、韩非子、经传释词；
第三期说文、尔雅、三礼、通鉴纪事本末、老子、庄子、金石例；
第四期说文、易经、春秋、通鉴纪事本末、墨子、吕氏春秋、文心雕龙。
第一期为略说，帮助学生认知国学基础框架，之后三期皆在此框架上讲述，突出重点主题。在讲授第一期的《小学略说》之后，将《说文》贯穿于第二三四期，表明章太炎对考据辞章这一国学基本功的重视。贯穿四期学程的另一类主题为诸子，表明章太炎希望利用国粹中的人物事迹来鼓舞民族自尊心。国粹中的典章制度“所以不提出者，是因各朝的典章制度，史书上多已载明，无以今证古的必要。我们看那一朝史，知道那一朝的典章制度就够了”。可见，典章制度虽未另辟章节讲授，但是在各部阐述时也是贯穿其中的。
二、 总分讲解，重点鲜明
章太炎讲国学逻辑清晰，具有系统性，且善于总括主题，分类后逐一讲解。每谈及具有争议之问题，便当场辨明，以此传授其治学之法。以1935年9月在苏州章氏讲习会上的讲课记录《国学略说》中的诸子略说为例，章开篇介绍诸子流派，比较说明《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训》、太史公论刘家，以及《汉书*艺文志》四篇对于流派的分类以及分类理由。随后，将诸子分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以及名家，并分别论之。
在谈论儒家时，首先以《汉书*艺文志》为参考，介绍何为儒，以及三大儒者之书，其后以历史出现顺序介绍儒家诸子从周公直至胡适的历史演变。通过论个人之特色，又对比先后之不同，探究各人学术源流与其中优劣谬误。《国学略说》其他章节，如小学、经学、史学，也多遵循先综述后分类，再逐一讲解之方式。由于条理清晰，便于国学初学者建构学术框架。章太炎遵循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原则，当学生有疑问时，允许单独请教。只要有所问，他都会不停地讲，有时由此及彼，所思已离题甚远，但也可见其旁征博引的学术功底。章太炎在课堂讲授时并不拘泥于一种方法的使用。据姚奠中回忆，章太炎“讲文字首先专讲《说文》部首，五百四十部的部首，他一步一步地就给讲透彻了”。
但是，每种主题章太炎采取的教学方式也有所不同，例如讲《书经》，“他是讲问题的，有问题才讲，没问题不讲。”对于具有争议的问题，章太炎常以例证与反证方法论述观点，以对弟子示范治学之道。在讲《尚书》时，他只对有错误的注疏进行辩驳例证，有时为某个字的意义也可以辩证阐述数小时，且“引经据典，口若悬河”。针对晏子派别归属法家还是儒家的问题，章太炎先证《晏子春秋》非伪书，随后取《汉书*艺文志》与《淮南子*要略》之折中，反驳柳宗元提出晏子尚俭即为墨家之说，提出“春秋之末，尚俭之心，人人共有” ，并以孔子、老子为例证，进而提出晏子与墨子观点之不同。如“墨家明鬼，而晏子轻视祭祀如此” ，以及“墨子节葬”“晏子尚亲尽礼”。最后，提出晏子先发“儒家‘慎独’之言”，并从“晏子与管子并称，晏子功不如管，而人顾并称之，非晏子重儒学而何” 来反证晏子归属儒家。显然，其是在古文经学语境视角和框架内严密论证，并自成体系。虽然含有个人目标取向，即推崇周公为儒家之源，以及章氏自身学术理路所导致的“淡漠和回避学官失守的思路倾向”，但其论证方法对弟子而言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章太炎对于《大学》中的“家齐而后国治”有所怀疑，便利用唐太宗为例，反证能治国的未必能齐家。对此，弟子曹聚仁表示“有着启发昏蒙的作用，从那以后我才敢怀疑一切所谓金石良言，尤其是儒家的哲理”。
三、治学为主，明辨解疑
对章太炎而言，国学教育应注重传授治学方法给弟子，要求“必须自己用心去读去看”。他只是为弟子点明门径，纠正一些当下人容易犯的毛病，即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其弟子整理的国学讲义《国学概要》中，章太炎认为治国学的方法包括：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以及辨文学应用。认为在治国学时，应从多方面辨识学问的真伪错漏。这符合他主张的“凡学先以识字，次以记诵，终以考辨，其步骤然也”。其治学方法可总结为:“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同时，章太炎强调治学之法重在“求是”而非“致用”，其求是之方法与态度对其弟子起了重要的示范与榜样作用。
章太炎善于怀疑，但他批判“无故怀疑者”，称其 “矜奇炫异，拾人余唾，以哗众取宠也”。他认为“若核其同异，审其是否，了然有得于心”，这才是学者应具备的辨明真伪的方法。在同一门类的学术中，两方观点相左，便必须“辩论驳正”，而不能模棱两可。若两种学术门类不同，二者就不该“互相菲薄”。他在国学讲习会上鼓励各种形式的辩论，在课堂上辩驳书本知识或对手，“提出强有力的证据，驳倒了今文家的嘲弄，或用史的事实证明了古文家的可信。”他还鼓励学生辩论，通过讲学会的书院形式营造了自由的学风。在国学讲习会中，所有弟子都可以“倚席讲论，群流兢进，异说蜂起，而其是非去取，一任学者之抉择”。他认为，只有争辩能对双方都有所启发，从而达致学术的发展。如汤炳正曾经与黄侃就古韵中的洪细音产生异议，并在文章中提出自己的意见。章太炎在学术上赞同汤的做法，并将其文发表在《制言》上，这对汤是一种肯定，也破除了心中的师门等级观念，为学生辩论求是提供了宽松的环境。章太炎与弟子之间的辩论屡见不鲜，如章太炎在撰写《新方言》一书时，学生黄侃“因持其说以问太炎，师弟之间，往复辩诘，几达旬日，章先生卒是其说”。章太炎自己也说：“蕲黄间有君子告余曰：……于是知余所集者，犹未周备”。
四、破除门第，因材施教
为了传播国学，章太炎广收弟子。虽然在《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中明确要求求学者应有一定国学造诣，且要由名人或教育机构介绍方可报名，之后还要进行笔试，但实际并未执行。因此，竟然出现500余人听课的场景。其中，听课生（非正式生）占了绝大多数，有的甚至伫立于窗外听讲。章太炎没有门户之见，即使学生来自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师门也不在意。例如刘文典的本师为刘师培，其时与章太炎由于《上端方书》一事关系决裂，但章太炎仍然收其为弟子，并对“刘先生的学问推崇备至”。这样的身体力行，也被其弟子所继承。如姚奠中是研究诸子的大家，“但他所带的首届十一名研究生却并无一人以此为题。”
国学博大精深，若想达到最佳效果，必须因材施教。章氏弟子中年龄大小悬殊，水平各有差异，因此章太炎实行分班授课，分预备生、正科生与研究生。预备生“由章夫人汤国梨任总教长和班主任”。数位章门高徒，如诸祖耿、汤炳正等担任讲师。著作经审定或“经过专门考试” 的，可以录取为研究生。正式研究生有7名，由章太炎私下指点传授。正科生则住在校舍中，与所有学生（包括听课生）一起听讲，研究学术。
苏州章氏国学讲习所办有刊物《制言》，为半月刊，由章太炎任主编。其创办目的在于讲习会时“言有不尽，更与同志作杂志以宣之，命曰《制言》，窃取曾子制言之义。先是集国学会时，余未尝别作文字；今为《制言》，稍以翼讲学之缺”。在刊物上发文探讨，是章氏晚年设计的一种国学教育辅助方式。虽订阅者少，但影响不可小觑。每期都有章太炎的文章，除了补充讲习会的内容，还择优刊登弟子文章。“在学会的学术专刊《制言》上发表文章的人很少”，多数人只能发表一两篇。
五、亲身垂范，鼓励创新
身教重于言传。章太炎在课上课下的治学态度与方法成为其弟子的榜样。课堂上，他对教学内容胸有成竹，不带讲义或参考书，仅利用口述以及板书上课。 “《说文》《尔雅》背诵全文，即对《汉书》颜师古注，亦如数家珍。” 这种勤奋的精神也被其弟子效仿。弟子姚奠中一直将《老子》《庄子》置于案头，“你问他什么，他能随口给你背出来。” 章太炎的严谨治学也被众多弟子继承。“章氏国学讲习会期间，凡先生讲课，学生皆有笔录，课后即互相对校；先生讲课，旁征博引，学生下来必查读原书，态度皆极认真”。听讲记录出版时，他坚决反对署名，因担心为“后学带来一些多余的纠葛” 。他提倡治学时应有虚怀若谷的情怀，要求学生“以愚自处”“当如童蒙”，达到古人倡导的“学、习、博、精”的治学之境界。“愚三次，智三次，学乃有成。” 他有时较为极端，行事易受政治立场的影响，如对康有为的鄙夷主要在于康支持清朝而他排满。再如他对甲骨文持怀疑态度，主要是由于甲骨文出土时间较晚，且对收藏者之人品不信任。“民族气节可以不讲，国土可以出卖。出自这类人物之手的东西，教我怎信得过？” 虽然这有失偏颇，但其严谨治学的精神还是深深影响着弟子。
章太炎反对白话文，但在国学教育中并不墨守成规，而是以各种方式鼓励学生创新。作文由学生自己选题，如果学生对所选的题目没有把握，可以向先生请教。只要方向适宜，“先生总是抱鼓励态度”，以此来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他常说“治学如无主动性，就决不会有创造性”。他鼓励学生自成一派。晚年常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学生独立思考，有自己的创见，不因循上辈之知识，这都是他所乐见的。“章先生之教弟子，以能有发明者为贵，不主墨守。”他认为学海无涯，后辈理应超过前辈。即使学习西学，也须保持独立思考，才能有所创新。仅仅对前人亦步亦趋，甚至抄袭，都不是治学之道。对于西学，他主张“合中西之言以化民”。但是，在讲习会中并不开设相关课程。他担心年轻学子会因为新奇，而更偏向学习新学，忽视国学，因此认为只有利用平易之道，才能将之导入正轨，几十年后才可与西学调和。这种担心在今人看来虽有过虑之嫌，但从促进国学普及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章太炎对于国学教育的态度相对客观，既不过分夸大也不过分贬低，更不因他国或他人之诋毁而妄自菲薄。他反对两种“偏心”，一种是“对着本国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另一种是在本国的学术中，只看重自己的研究领域，轻视他人研究领域，“并且还要诋毁”。以上两种，他认为都不利于国学的传播。在国学教育中，“学生本是一块白绢，只是听老师的话。”因此，对于老师他要求有自主意识以及学术自信。“施教的人却该自己有几分注意，不该听别人的话。”
通过对章太炎国学教育特点的思考，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印象。
（1）章太炎一生致力于国学教育，对自己的学术理路以及治学方法十分自信，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希望以国学唤醒国人的强国意识。1903年，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入狱，以为要命丧狱中，感叹：“上天以国粹付余，而今若亡，则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1913年至1916年期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再发“吾死以后，中国文化亦已矣”之感叹。由此，发愿“若天假吾年，见弟辈大成而死，庶几于心、于前修无负矣”。其出狱之后，践行“世衰道微，有志者当以积厚流广，振起末俗，岂可独善而已”，开始设国学讲座，广纳弟子，教学相长，促进学术。
（2）他明白国学教育不可尽其文，但可示其道。因此，不论课堂内外，皆言传身教。课堂内，以实例展示求是之过程，望其弟子能仿其治学之道。他要求学生背诵经典，但不局限于效仿先贤。能够自我梳理所学知识，形成框架。“要令旧术之繁乱者，引以成理。” 其对学生治学方法的要求十分严格，这有利于国学的传续。
（3）为保持国学源流绵延不绝，必须创新。章太炎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调动学生的创造性与主动性，期望学生能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自成一家。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效仿先秦私学的自由组织形式，一方面保证希望学习国学之人不被拒之门外，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借此形式复归百家争鸣的局面。由此，他眼中的国学人才应“兼求新识”。“从章太炎自己对国学的分类标准和方法也可看出西方文化对其的影响。” 显然，他对国学创新有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培养出自成一家的国学人才，将国学发扬光大。
（4）章太炎倡导国学，希望借国学以强国。他曾说要救国“第一要有感情，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破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他希望借国学，凝聚起民族自豪感，从而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他以国粹中的人物事迹激励国人，并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与同时期康有为提倡名教、尊孔复古不同，与梁启超的调和中西的折中之法也大相径庭。在章太炎看来，只有具备一定的国学功底之后才能和西学融合。因此，在章太炎的国学讲座中，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以及人物事迹总是贯穿其中，但也不乏与西学的比较，重点还在于突出国学的地位。
出于强烈的使命感，章太炎广泛传播国学。他抱着国学强国的目的，讲学授课，促进学术求是之风之扩展，以人物事迹等来提升道德，并贯穿典章制度。他以身垂范，传授治国学之道，以求是辩论促进学生的学术成长。同时，因材施教，提高国学教学效率。在实际教学中，他鼓励自由学风，提倡学生独立思考，自成一派，成为新的“大国手”，以使国学进一步提升。弟子在其影响之下，治学严谨又不守陈规，敢于创新，独立思考，始终关注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此外，其倡导的国学教育对国学的普及与传续也具有积极作用。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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