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荆楚大疫，时人莫不骇怖。后数月，疫及于天下，虽西洋诸邦亦不能免。自显贵以至于平民，横尸者不计其数。街市村寨皆以木石拦路，逢外者至，则立逐之，令其速退。当是时也，民生凋敝，人不复作。如是三月乃息。
西洋人有贤者，闻之而笑曰：“瘟疫者，固可畏也。然因此等小事，禁民于方寸之内，歌舞伎乐之事皆限之，疫虽除，又何乐焉？染疫者聚之而医，死则焚尸，民众非事于有司者皆囚于室，此桀纣之道也。而华夏之士以此为上策，诚为饮鸩止渴也，不亦可笑乎？”众人皆以为然，而服为确论。
又旬日，华夏疫情渐定，而其国染病者增矣。贤者复曰：“禁足隔离，皆小道尔。疫病虽凶，然不致命，吾观华夏染病死者，大抵妇孺老弱也。昔天花横行之时，患者若愈，则终身不复发作矣。西洋之妇孺，亦可抵华夏精壮者，若国民皆染疫而后愈，而干戈不兴，其患自解矣。”
众复信之。及数日，西洋染病者日逾万余，朝堂将相乃至王公亦不能免，治愈之人复发者甚众，诸国乃行华夏之策，然悔之晚矣。
余尝闻伯夷叔齐之事。其贤人也，守其正道，死亦无悔，终饿于首阳之下。其节可叹也，其行不可效也。今西方诸国首脑，不弃民主立国之本，而以自由为贵，虽瘟疫可畏亦无惧之，此诚伯夷叔齐之类也。及至国难，亦不变其制，驱一国之民以身殉之，而民从之，如若霸王自刎乌江，虽死亦为鬼雄也。料想数十载后，华夏文人怀古凭吊，犹能感其壮烈而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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